“除近亲属外，倡导农村区域‘随礼’不超过100元，县城区域‘随礼’不超过200元。”

近日，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4部门联合发布《三江侗族自治县移风易俗倡导性标准》，将农村与县城的人情随礼上限分别锚定在100元和200元，一同被画定参考线的还有酒席规模与标准。

给份子钱和酒席划定倡导性标准，并非三江独有。今年9月底，陕西商洛6部门联合印发《商洛市移风易俗“九项举措”倡议书》，人情礼金同样定为“农村不超过100元，城区不超过200元”，同时倡导低彩礼、零彩礼，婚丧喜宴农村每桌平均不超过300元、城区不超过600元。甘肃兰州高新区也发布《抵制婚嫁陋习弘扬文明乡风倡议书》，倡导“礼轻情意重”，人情随礼不超过100元，不搞“礼金竞赛”，不将随礼金额与亲疏关系挂钩。

消息一出，不少苦于“份子钱通胀”的网友呼吁全国推广，认为官方画线给老百姓提供了一个少随礼的台阶。但也有质疑的声音：份子钱属于人情往来，倡导性标准没有强制力，该如何落地？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向指出，份子钱治理难题，是熟人社会人情逻辑与现代公共治理之间矛盾的体现。“份子钱治理比彩礼治理面临更大的挑战——它的覆盖面更广、场景更分散、金额更日常化，这使得行政指令的有效性更为有限。”

份子钱的起源

在古人的概念中，所谓的“份子钱”是集多家之力办喜事，也就是集物给需要办喜事的家庭。到自己家办喜事时，别人也会这样做。“份子”也写作“分子”，这个老词从明代中叶才开始流行。

有记录的“份子”一词，最早出现在汤显祖《牡丹亭》中。其第三十三出《秘议》写道：“便是杜老爷去后，谎了一府州县士民人等许多份子，起了个生祠”。

至明末清初之际，份子更加流行，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通篇眼花缭乱尽是“凑份子”、“派份子”、“出份子”。第二十七回道：“归姑爷也来行人情，出份子”。全书有十个章回不止一次出现“份子”，有的章回出现四五次。

份子钱的演变
60年代

大家一般随3-5块钱，当时工人月薪是36块钱左右。抽出1/7随份子也不少。

70年代

份子钱涨到了5-10元，当时工人普遍的月薪是42元，相对于月薪而言，份子钱出得更多了。

80年代

10元份子钱已经拿不出手了，20元比较常见，随50元的也有。当时工人的月薪平均约为55元。

90年代

90年代初和末，人均月薪有个小飞跃，从几十元增加到上百元甚至上千元。即使这样，也有只随50块钱的人。

2000年以后

刚开始几年，100元的份子钱属于正常水平。现在200元的红包也算薄的。

（羊城晚报•羊城派综合自中国新闻周刊、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