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自己有听力障碍，但是医生还是冤枉我看病插队”，近日，来自上海的陈女士在就医时遇到了麻烦。由于医院屏幕叫号和实际叫号，她听不到叫号声，走进诊室就诊时竟被医生质疑为插队。最让她难受的是，她已告诉医生其听力情况，医生却不愿意再核实事由。

这样的麻烦和误会，对听障人士来说并不少见。由于医院环境嘈杂、助听设备使用受限，就医流程复杂，听障人士的沟通问题凸显，有时甚至承受“装聋”的质疑。近日，记者采访多位听障人士，听他们聊了就医时的“痛”与“怕”。

“口罩遮住了嘴，我无法看口型”

对听障人士来说，就医看病是一道坎。 “去医院对我们听障来说就是噩梦，太多事情不方便了！”来自杭州的小鹿表示，她是一级听障，平时通过佩戴助听器和识别口语来理解对话，语速的快慢和口型都会影响听懂的程度，但在医院中，医护人员都戴着口罩，她看不见。

“口罩遮住了嘴，我就失去了很重要的信息来源。”小鹿说。除此之外，助听器也很难识别专业的医学用语，经常需要听一半猜一半，沟通特别吃力。

听障人士常会借助手机翻译软件辅助沟通，但在医院里也总是失效。来自佛山的小君告诉记者：“我会把手机翻译软件同步打开，但如果大堂环境人多又吵的话，翻译软件也会抓取不到对方的话，根本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翻译不到位的时候，她难免着急。

挂号、做检查的沟通也并不轻松。小君回忆起一次做检查叫号的经历。当时有两个检查室，护士在门口轮流叫号，但小君听不到自己的名字。等小君反应过来时，护士便大声地问她：“叫了这么多次名字，为什么不应我？”当时医院的走廊上聚集着不少人，人们的目光齐刷刷落到小君身上，小君感觉很难为情，但又不好解释。

会说话的听障人士，被质疑“装聋”

彤彤来自西安，是一名在读研究生。除了佩戴助听器外，她看着与常人无异——能听能说，成绩优异。实际上，她的左耳损失100分贝，右耳损失75分贝，属于中重度听障，须通过助听器和读唇语来沟通交流。彤彤觉得，听障人士的难处在于缺陷是“看不见的”。相较于肢体残疾或者视障人士，人们很难一眼分辨出听障者，只有交流时才能感觉到不同。

传统认知里，聋和哑相联系，聋人听不见声音，自然也无法说话。但随着医学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听障人士能够通过康复，实现口语交流，长久以来 “十聋九哑”的观念被打破。中国聋人协会主席杨洋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至2021年，我国听力残疾人数为2780万，约占全国残疾人总数的30%，其中80%以上的听力残疾人可以通过口语进行交流。

但会说话的听障人士，却承受着“装聋”的质疑。

患有听力障碍的夏天独自带着妈妈接受抗癌治疗，也被质疑“装聋”。由于医生语速较快，且带有方言口音，夏天跟不上医生的语速，希望能够用翻译软件转译医嘱，但遭到医生的拒绝。

“他怀疑我是记者来暗访的，留下录音证据对他不利”。在夏天告知自己的身体状况后，医生仍然要求夏天用自己的耳朵听，夏天质问道：“难道能说话就不是聋人了吗？”最后，因为实在无法配合，无奈之下夏天只能为母亲转去其他医院。

面对“装聋”的质疑，听障人士要自证“残疾”，但许多听障人士不愿意主动揭开自身的脆弱。“我们心思会比较敏感，害怕给别人添麻烦，会觉得不好意思，有的时候就直接不治了。” 彤彤表示。

“不到迫不得已，不会去医院”

由于沟通困难，不少听障人士对就医产生抗拒、抵触和害怕的心态。小君说，她在佩戴耳蜗前，不到迫不得已都不会去医院。

对不能说话、只能使用手语的听障人士来说，情况更加糟糕。夏天长期致力于聋人公益活动，她指出目前医院的无障碍服务只停留在引导，但很少配备手语翻译设备。但聋人群体很多文化水平并不高，无法通过文字完全表述病情和感受。

手语翻译小迟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曾有一位聋人车祸受伤，但做完手术后才发现腿里竟然仍有十多个玻璃碎渣未取出。因为她只会喊疼，没有办法清楚描述自己的状态，只有在其儿子赶到用手语向母亲了解情况后，医生才清楚原委。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听障人士就医时基本上有家人或朋友陪同，很少独自就医。但如果发生紧急情况，一时找不到人陪同，独自就医时沟通问题便会被放大。

小鹿曾患上急性荨麻疹，事发突然她只能独自就医。由于听不清医生的话，对医生的问题都答非所问，经常要低头看翻译，也很难准确描述自身病情。

运气，成为了听障人士反复述说的关键。“要看运气，看看能不能遇到好的医护人员”，真真说，遇到医护人员不理解的时刻，真真总是感到无奈。“我理解目前的医患关系紧张，医护人员都很忙碌，但希望在真的有需要的时候，能够多一些沟通”。

手语翻译设备稀缺，“最好有人陪同就医”

根据《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医疗卫生机构应当结合所提供的服务内容，为残疾人、老年人就医提供便利；与残疾人、老年人相关的服务机构应当配备无障碍设备，在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等方面提供无障碍服务。近期，记者走访广州市多家医院，了解医院对听障人士的无障碍服务情况。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便民服务台设有无障碍位，提供长者和特殊人群服务。工作人员称，如遇到听障人士，前台护士会陪同去相应科室并提供纸笔，无手语服务内容。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工作人员称不允许患者录音，“最好还是有人陪，因为我们不清楚患者的情况”。

广州市东升医院，记者在服务台看到了一台远程的手语翻译设备。工作人员介绍，接通设备后即可连线手语翻译，这是广州少见可以支持手语翻译的医院。

走访中，一家医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只会对视障人士做引导，对听障人士则无引导或其他无障碍服务。

为方便听障人士就医，我国多地医院开设“助聋门诊”或手语门诊。上海在“助聋门诊”方面的探索比较成熟，截至今年3月已有8个区、12家医院开设助聋门诊服务。如上海市龙华医院开设“中医助聋门诊”，每个月有两天时间为听障人士提供精准化的助聋服务。

陈女士表示，在固定时间开设的助聋门诊，解决了一些看病的需求。“大家会集中到一个时间去看病，但很多时候也不可能都能适应这个时间。”陈女士坦言。目前我国手语翻译资源较少、志愿者支持力量有限，无障碍就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建议提供文字沟通支持，多一些耐心

在一份医院发布的问卷征集里，听障人士写下了他们的需求：“聋人无法听清口头说话，比如医生口头交代医嘱、后续检查安排难以接收；就诊结束后，不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希望医院提供文字沟通支持……”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章玉萍曾长期致力于聋人群体的田野调研，在章玉萍看来，在现有的手语服务无法全面覆盖的情况下，希望医护人员能够增强无障碍意识，和听障人士沟通时，可以多使用笔谈或文字交流，根据听障人士的情况，采取更加有效的沟通方式。

章玉萍认为，现在语音转文字、远程视频技术已较为成熟，但不能将所有的期待都寄托在技术解决一切，更需要转变人的态度和观念。

“很多人对我们存在误解，其实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只是存在沟通问题”，彤彤说，希望能多几分信任和理解，让听障人士就医多点安心和从容。

文 | 记者 刘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