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黄树森

跟广东报纸副刊的关系，倏忽66年，深感流逝之速，惕然而惧。

1961年4月13日，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与羊城晚报合办《文学评论》专版，由南归后的肖殷领导，易准和我具体负责，办了七个月，围绕于逢长篇小说《金沙洲》开展讨论。

我以林蓓之笔名写了《阶级本质特征是否等于典型》《不要把复杂生活简单化》发表。后来参与以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理论组名义发表的、由肖殷、易准、曾敏之和我合写的三篇总结性文章：《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文艺批评的歧路》《事件的个别性和艺术的典型性》，着重批评了“典型性格与典型环境划一化”的教条主义理解。1961年第8期《文艺报》转发了《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一文，并编发了《一次引人深思的讨论》专稿，综述《金沙洲》的讨论。

这是磨难中的我，在“反右”之后，在清水血水碱水里泡煮三回的一次精神解放和文化拯救。

1978年至1982年，我在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两家副刊，或赞或弹，或争辩或批评，打了十多场大仗，思想火花喷溅，灵魂复苏迸裂。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剧场”呐喊，成为我生命中灿烂的一笔。

那都是刚性的，编者与作者都是有担当的。

1982年7月7日，我在《南方日报》发表《评〈特区文学〉偶记》，批评当时诸如“深圳是个粗鄙的暴发户”“深圳只留下一面国旗”等错误言论，这篇谈刊物的小文，竟在深圳市委常委会上朗读。

1980年10月7日，我在《羊城晚报》发表《“香港电视”是非谈》，批评对香港电视的封杀之举。文章发表后，反响颇大，也有县委书记来信来电支持，欢快难以名状。

1980年12月26日，我在《南方日报》发表《且慢“且慢恭喜”》一文，批评了不准说“发财”“致富”的恐富论，甚至“南风”“黄金”也被阉割为是为资本主义张目。文章发表后，四方景从，如斯响应，许多人拿着鸡、鸡蛋、糖果到文德路75号省作协找我，要我为他们修改状纸。我说我不是律师，不懂这个，他们说，你在南方日报与人争辩，就按那个写法为我改就行了。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语言为思想划界”“事实的逻辑构象就是思想”，为我们这两家副刊在1978年思想解放时期最先倡导或介入的武侠热潮、小说风波、粤语横出、文化北伐等现象，找到诠释的钥匙。

广东有个陈白沙，他的“白沙体”历来争议很大。杨慎《升庵诗话》、钱钟书《谈艺录》、李敖《陈献章集》导读都有不同评述。但陈白沙的思想活水生生不已，求新求变赓续不断，他的“水到渠成，鸢飞鱼跃”“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审美思想，多少影响了广东副刊高光时期涌现的秦牧、吴有恒、微音、野曼、杨光治、老烈、章明、司马玉常及一些非虚构写作的作家。这个传承，隐约感觉有条线。

理论界有人提出：在“世界-作家-作品-读者”文学四要素之外，加进传媒形成五要素结构，广东副刊如就此探讨，也是让人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