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回到一个曾经属于你的地方，发现自己对它的了解还停留在上一次离开时的版本。你在这里感到松弛，但也或多或少感到再不前进就会被落下的不安。你既不希望彻底变成外面的人，也无法假装自己还是里面的人。这种归属上的悬置感，正在成为有长期流动经历的Z世代年轻人的真实心理状态。而这种真实生命经验被一个12岁在西藏闯过“小高考”，在醉氧中开启“广漂”，又在北上求学后重回拉萨故乡的95后藏族女导演岗珍搬上了银幕。

“我最想表达的其实是我们这一代藏族年轻人的成长历程。我们通过内地西藏班政策考到教育资源更丰富的城市读初中，然后又重新回到故乡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被流动的经历所影响，接触到新鲜多元的文化。但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之后，我们如何重新去寻找自己的定位和身份？”近日，岗珍带着她的首部长片《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来到广州路演，在与羊城晚报记者的对谈中，岗珍阐述了作品的核心思想，并分享了更多有关个人成长和电影创作的故事。

非讲不可的故事：将Z世代藏族年轻人的流动经验搬上银幕

电影《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以当代拉萨都市生活为背景，借由拉萨女孩桑吉的成长历程，聚焦其与女性朋友的友谊变迁，讲述Z世代年轻人在故乡与远方、传统与现代、记忆与现实之间寻找自我的故事。被问起如何用几个关键词介绍影片，岗珍的答案是：“记忆，女性友谊，年轻人，流动。”

“这是一个非讲不可的故事。”导演岗珍坦言，故事虽然是从个人生命经验出发，带有个人困惑与思考，但并非一个纯粹私人的故事，而是她这一代藏族年轻人集体生命经验的缩影。“我们这一代藏族年轻人的生命经验，在大银幕上是缺失的。”电影正是想告诉观众：“我们之所以变成今天的样子，是经历了这样的一段成长。”

被问及“创作如何平衡私人表达和大众议题”时，岗珍表示她故事中的“集体性”不是口号，而是有创作依据的。片中葬礼的桥段、少女时期的往来书信以及她们聊的母题，都经过采访调研。至于家人为了学业瞒着孩子爷爷去世的具体情节，也来自许多受访者共有的少年经验，“这些其实都不是我个人的故事”。

路演反馈给了她意外的惊喜。她原以为藏语片受众有限，最多是有相似经历的藏族人感同身受，没想到因路演活动而来观影的汉族观众也被打动。“我链接到了更多藏族以外的观众，这让我特别欣喜。”

流动的代价与馈赠：12岁离乡的身体记忆与精神重塑

12岁离开拉萨赴广东佛山求学，是岗珍人生的重要节点。在她的记忆里，这甚至算不上一道“选择题”：“那个时代所有人都想去内地西藏班读书。不是选择，而是你能考上，就是最好的选择。”那是一场面向所有孩子的公平招考，城市、农村、牧民家庭的孩子混编在一起。“对，就是像一场小高考，考上内地西藏班被普遍视为一条最优出路。”岗珍坦言。

岗珍考上的是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中学（下称“佛山一中”）。初到广东的身体记忆极其清晰。父亲送她，走出广州白云机场坐上大巴，“那种从未有过的湿润感，让我快要睡着了”。从干燥缺氧的高原落进湿润的平原，她有点“醉氧”。藏族学生单独编班、集体生活，早早离家的她性格内向，不太爱交新朋友，独自度过了很多时刻。

孤独的价值，是后来才显影的。高中到了北京西藏中学，同学周末约去网吧，她宁愿一个人逛胡同，大家诧异：“你怎么敢一个人去？”“他们不知道，我初中已经经历了很多一个人的时刻。”岗珍说，这段经历让她学会面对独处、面对自己，“这对我是特别宝贵的财富”。流动也重塑了她的身份观，她笑称普通话是到广东之后才练好的，大学时她一度想做一个“世界公民”，因为身份本身就是在流动中建构的，但藏族身份的底色她从未怀疑。她想成为一个不断拥抱变化，又热爱、学习、传承民族文化的藏族人。

独特的大湾区记忆：芒果树、CD街以及父辈心中的经典粤语电影

佛山一中留下了岗珍最鲜活的青春记忆：英式建筑，校道上整排的芒果树以及作为佛山一中学生的自豪感。“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穿着校服去CD街逛街，有人看到广东佛山一中的校服，就会说‘你好厉害’。”那条街上有韩流周边、报纸、磁带、MP3，她逛完街再买一杯珍珠奶茶。“沿海地区的潮流文化特别新鲜”，Super Junior、东方神起、BIGBANG构成了少女时代的背景音乐，也在潜移默化中启蒙了她日后的音乐审美。

广东的印记还以另一种方式进入了电影。片中长辈问桑吉“是不是在拍好看电影”正是源于岗珍的成长记忆。“我爸爸那一代人最喜欢两类片子，一类是香港武打片，一类是‘宝莱坞’歌舞片，在西藏这两类片子卖得最好。”岗珍回答。

而面对追问：导演本人12岁到广东，为什么电影里的桑吉却是12岁去了上海？“不是刻意的，是偶然因素，更是成本问题。”岗珍坦言，饰演小桑吉的演员在上海上学，且对方学校愿意让他们少量取景，学校本身也漂亮，于是就地拍摄。

这次来广东路演，行程很满，她下飞机后先点了一份喜欢的叉烧饭，一直期待能回母校佛山一中看看。

回到故乡过松弛生活，但一个月便开始恐慌

影片中，毕业两年的电影学往届生桑吉在拉萨家中远程面试一份短视频编导的工作，人在慢节奏的故乡，面对的却是高频高压的竞争。这个细节精准戳中了Z世代的“中间状态”。“学电影的人会有共鸣，好像学完导演出来就失业了。”岗珍说，“社会更需要实用型、技术型、能快速产出的人才，这跟电影创作规律的‘慢’，形成一组对照。”

这种拉扯不是她观察来的，是她亲身经历过的。研究生毕业回到拉萨，本科同学已在当地工作了三年。起初朋友天天约她，在咖啡馆闲适度过一个下午，晚上再继续消磨时光。“我一开始很享受，我觉得自己终于松弛了”，岗珍笑着分享，“结果过完一个月之后，我就特别焦虑，就是我觉得，再这样下去，那我就完了。”于是她逼着自己中午看书，晚上看电影。但过一阵又被朋友约出去，循环往复。焦虑在电影节展上被放到最大，看到从国外回来的青年电影人畅谈看过的书和电影，她总觉得自己是“其中最不努力的一个”，“如果他们知道我在拉萨是怎么生活的，一定觉得我不努力”。

近两年，她慢慢摸到了自己的节奏：该松弛时松弛，该工作时工作。朋友邀约改为提前规划，工作累了，就一个人散步走到古城里的咖啡馆，和一帮年轻人无所事事地待一个下午，再回家继续工作、看电影。“在拉萨享受松弛，又怕自己节奏变慢，被时代抛弃”，她说。或许这是流动的代价，也是她想替同龄人留住的时代印记。

对接Z世代审美的碎片叙事，坚持去符号化的藏地表达

影片采用过去与现在交叠的碎片化叙事，这同样源于真实体验：“我每年只能在夏天回拉萨。和朋友回忆往事时，已经分不清那是2008年的夏天还是2010年的夏天。我们记忆里的夏天，都是糅在一起的。”初中便离开故乡的人，对故乡只剩“碎片的夏天”。她随后发现，这种感受与所有“活在时间碎片里”的当代年轻人不谋而合。

形式由此确定：固定机位、保持距离的观察，因为“整部电影是对记忆的回望”；声音上大量使用白噪声、电子乐、传统藏族音乐、藏语摇滚，片尾则用了藏语说唱。“西藏的年轻人本来就特别喜欢嘻哈”，岗珍用同龄人的内部视角来对接Z世代审美经验。片中小桑吉透过纸筒凝望拉萨电视塔、镜头一切已是成年桑吉注视同一座地标的转场，是剪辑台上的创意：电视塔本就是她选定的空间锚点，最终用它缝合了时间的碎片。

不得不提的是，在藏地电影谱系中，万玛才旦、松太加等导演拍藏地信仰，她拍都市拉萨、年轻人流动后的悬置状态。岗珍自觉延续了前辈对民族文化和土地的热爱，万玛才旦早年也曾给予她帮助，而她刻意回避的是符号化：“我不希望拉萨在我的电影里是一个符号。它是我们生活的场所，是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的场域。”

撤资之后：只有拍摄的钱，“拍完再说”

对于青年电影人来说，首部长片的诞生过程，要么会消耗创作的心气，要么会因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彻底终止。谈到最初融资的经历，岗珍说自己一度找到愿意全投的资方，然而因对方资金出问题，中途撤资，“当时特别窘迫，不知道该怎么办，差点放弃”。

最终她在拉萨找了多家传媒公司，东拼西凑拿到一笔钱，但这笔钱只够拍摄，完全没有留给后期制作的费用。“制片人是我的好朋友，她也很蒙。但她提议那就用这笔钱拍，勇敢一次，拍完再说。”“整个团队都拿很低的钱一起做，我特别感谢那时的大家。”说到这里，访谈中一直有说有笑的岗珍眼底泛起星星点点的泪光。

坦诚面对自我暴露，保护纯粹的创作冲动

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暴露，岗珍却少有包袱。“坦诚、真诚最重要。创作者没法对自己真诚，作品就不会打动人。”她认为自己受藏传佛教影响，不会把自我看得太重，“看太重也是一种我执。你想要表达，然后就很真诚地讲出来就行，不用想这么多，是否自我暴露都不重要”。

但完全不在意外界评价也是不现实的。从电影节展放映回来，她经常不敢打开豆瓣。电影大规模公映后更是一直不敢点开评论，直到剪辑指导告诉她评论区偏向正面，她才第一次去看。“一定会在意。但作品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欢，我在学着和这种处境相处。”她也把创作当作自我疗愈的出口，“读研时导师要求每两周交一篇随笔、一篇故事，这个习惯保持至今。写完会特别舒服，觉得在治愈我，我靠这种方式跟世界对话”。

首作之后，还会保持什么元素？“青年文化。”岗珍的回答坚定、干脆。“只不过这个青年群体不再是像我这种去内地读书的，可能是西藏的在地青年。群体变了，但是青年文化一脉相承的。其次音乐元素会保持下去，可能会使用更多说唱音乐。另外，寻找定位和身份这个主题将会是我一直思考并坚持的内容。”

对还在拍短片、渴望长片的年轻导演，她只留下一句：“如果真的有创作的那股劲儿，就把它保护好，往前走一步，别想太多。”

在异乡的不同空间中穿梭，在三个难以分辨的碎片夏日中回味故乡，在有“滤镜”的钱包里回望少女心事，在青春心结中远观昔日好友……岗珍把流动的记忆固定成了电影。或许作为生活状态的悬置感仍会在继续，但这一次，至少年少记忆有了形状。

文 | 记者 孙宇
视频 | 记者 孙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