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万里归帆，心向故土

——“吾心归处”珠海留学文化主题报道今起推出

伶仃洋畔，潮声起落；百年帆影，归心不改。

一百七十余年前，容闳自香山扬帆，开近代留学先河。黄宽、唐国安、唐元湛、唐有恒等这些名字，如星辰散落于近代中国的天幕。他们远渡重洋，博采新知，有人兴教育，有人办实业，有人拓外交、通邮电。远行，是为放眼世界；归向，只为建设中华。“留学报国、心念桑梓”，早已融入珠海的城市基因，成为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底色。

今起，羊城晚报与珠海市委宣传部联合推出“吾心归处”珠海留学文化主题报道。吾心归处，是理想的奔赴，是精神的皈依，是信仰的归宿。百年间，学子撷取文明星火，反哺家国；当下，海归人才扎根珠海，在特区热土续写新篇。历史与当下，在此刻交汇；远行与归来，在珠海重逢。

我们将沉心访史，打捞岁月深处的动人往事；叩问精神，呈现先辈在时代变局中的抉择与坚守；贯通古今，架起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桥梁。让远行之人有所牵挂，让归来之士有所安放——珠海，既是眺望世界的窗口，更是安放初心的家园。

潮起伶仃，帆归珠海。敬请关注。

本文指导专家：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 丘树宏

中国晚报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周建平

珠海凤凰山深处，一条青石板路被苔藓与落叶覆盖，石缝间的野草倔强生长。这是岐澳古道的遗存。它曾是近代连接内地与澳门的官道与商道，被誉为香山的“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曾在这条路上走过的，不仅有寻常百姓、挑担商贩，还有一群背着行囊的少年。

1835年，年仅7岁的容闳正是沿着这条路，走向澳门，走进马礼逊学堂。1847年，他又和另外两名香山学子黄胜、黄宽从这里走向大洋彼岸。中国近代留学的序幕，就此缓缓拉开。

一个农家少年踏上古道的那一刻，没有人听见时代的门轴正在转动。可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最宏大的转折，藏在一个最不起眼的出发里。容闳学成归国后，促成了中国近代首次官派留美幼童计划。一代代香山子弟相继远渡重洋，博采域外新知，汇入中国近代化的浪潮。

中国历史学泰斗章开沅先生曾言，植根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基础上的中国留学文化，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珠海是留学之乡，珠海人敢为人先的留学探索，在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史上写下了分量极重的一笔。

为什么是珠海？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丘树宏等专家认为，这绝非偶然，而是大香山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禀赋、经济社会土壤与思想文化基因三大元素共同孕育的必然结果。

地理禀赋：咸淡水交汇，造就文明交融的天然土壤

珠江八大出海口，有五处落在香山地界。特殊的区位让这里成为陆地与海洋的天然衔接带，形成了“沙田与民田交错、渔民与耕农共存”的独特自然风貌。

“大香山地区的自然地理特质，从根本上塑造了这片土地的文明性格。”丘树宏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源自西江的淡水裹挟着上游的泥沙与养分，在伶仃洋沿岸不断淤积形成肥沃的冲积平原，滋养了世代在此耕耘的农耕文明；另一方面，南海的潮汐日复一日涌入河网，将海洋的气息与物产带到田畴之间，让这里的百姓从很早开始就同时拥有耕田与出海的双重生存选择。

“这种咸淡水交融的自然环境，从一开始就打破了传统农耕文明封闭的内循环属性，塑造出一种开放、兼容的文明底色。”丘树宏分析，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香山人的生存方式呈现出“一面守土、一面出洋”的双重特质：内陆的沙田提供了稳定的农业产出，让人们拥有安身立命的根基；而通向大洋的河道与出海口，则为他们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无限可能。这种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开放兼容特质，成为后来中西文明能够在这里顺利交汇融合的重要前提。

香山先贤郑道实在《香山诗略》的跋语中写过一段话，是对这片土地性格精准概括：“吾邑三面环海，有波涛汹涌之观，擅土地饶沃之美，民情笃厚，赋性冒险，圜阓栉比，林壑森秀……无门户主奴之见，有特立独行之风。”“赋性冒险”四字，不是文人修辞，而是地理写在人身上的烙印。在素来以“安土重迁”为训的文明里，珠海人把“赋性冒险”活成了一种姿态。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欧洲航海家开辟的新航线改写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位于珠海的浪白澳港阔水深，是澳门开埠前葡萄牙商船在珠江口的重要停泊点之一。嘉靖十四年（1535年），广东官府开放澳门，将其纳入浪白等对外通商洋澳的行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船长索萨与广东海道副使汪柏谈判，获准进入澳门进行合法贸易。万历元年（1573年），葡萄牙人又以每年交纳地租银500两换得租居澳门的权利。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同意开放澳门与内地的陆路贸易。

随着商贸往来，西方的思想文化也随之源源不断传入中国。一条岐澳古道，串联起珠澳两地的烟火与交流，也成为两种文明碰撞交融的历史见证。这条古道修筑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其中“南干大道”从原香山县城石岐南门出发，途经今中山东区、五桂山、三乡，再过珠海前山，最终抵达澳门，道宽近两米，全长70公里。

海在眼前，船便在岸边；船在岸边，出发便成了一种本能。容闳出生于今珠海香洲南屏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南屏村毗邻澳门，独特的地理位置让他自幼便得以见西洋风物，在心中早早埋下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中国晚报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周建平指出，珠海留学文化本质上是一个文明对话的样本。容闳成长的“珠澳中西文化走廊”，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系统性中西文化交汇地带。澳门自1553年开埠以来，西方思想文化经由岐澳古道、金星门水道不断传入香山地区，珠海也因此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一扇窗。

社会土壤：中西融汇，让香山人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丘树宏认为，如果说特殊的地理环境为容闳的诞生提供了自然基础，那么香山地区数百年来形成的中西融汇的经济社会环境，则为他的成长提供了丰饶的现实土壤。

“早在唐代，珠海山场（古称香山场）就因盐业等资源设立了香山县。到了明清，尤其是清中期广州一口通商之后，作为广州的外港屏障，香山地区的中外商贸往来变得空前频繁。大量外国商人、传教士从澳门进入内地，本地居民也纷纷进入洋行、外商船舶做工，逐渐形成了一个熟悉中西两种规则的特殊群体。”丘树宏介绍，他们既懂得中国传统的人情世故与商贸规则，也了解西方的商业制度与契约精神。这种深度交融的社会环境，催生了香山地区独有的商业文明特质。

随着澳门成为通商口岸，香山地区成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商业规则的区域之一。这份源远流长的重商传统，使得当地人形成了务实而不保守、开放而不张扬、创新而不浮躁、富裕而不轻狂的性格。数百年绵延不断的中外交流，也让香山形成了极具包容性的多元社会结构。 

中原移民、水上疍家、海外客商、传教士、外交官在此共处，不同的文化、信仰、生活方式在这里碰撞共存，却很少出现激烈的文明冲突。当地人早已习惯了多元文化的共存，不会将外来事物视为“奇技淫巧”或者“洪水猛兽”，而是以务实开放的态度去接纳、去学习。

容闳便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长大。他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惟是时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予兄方在旧私塾读书，而父母独命予入西塾，此则百思不得其故。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呼？”

这段自述里藏着一种耐人寻味的务实：容闳的父母未必有什么宏大的文化抱负，只是凭着对时势的朴素判断，把孩子送进了当时多数人不屑一顾的西塾。可恰恰是这种务实、不排斥异质文明的日常选择，让香山在不知不觉中为一场影响百年的教育变革埋下了种子。

周建平举了个例子，12岁那年，容闳在田里随口念了几句英文，周围的农夫纷纷围过来，让他说“红毛话”，念得好就赏麦子。容闳站在没胫的水田里，放声朗诵26个英文字母。四周一片惊叹，农夫们当真加倍给了他奖赏。这个细节的动人之处，不在乡民的好奇，而在于珠海的乡野之间，已经有人愿意认真倾听另一种文明的声音。 

后来清廷推行留美幼童计划，尽管清政府刻意要求选拔学生“不分满汉”，最终却无一名八旗子弟报名。最终120名幼童中，来自广东省的竟有84人，来自今天珠海地区的达24人。为什么香山人愿意把年幼的孩子送出国门？这不是随波逐流，而是一种基于文化自觉的主动抉择。120个少年的远行背后，是120个家庭的选择；120个家庭的判断背后，是一片土地对世界的认知。

文化基因：家国情怀，让个人理想与时代使命同频

香山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与社会环境，最终沉淀为“海纳百川、敢为人先、务实包容”的文化基因。这种深入血脉的精神特质，是容闳能够超越同时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成为中国近代化先驱的核心密码。

丘树宏解释，在传统中国的主流话语体系中，读书入仕是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的唯一人生路径，但在香山这片土地上，面向海洋的开放传统，让当地人拥有了更加多元的价值取向。他们不盲从旧有规则，敢于尝试从未有人走过的路，这份精神在数百年间代代传承，成为这片土地最鲜明的精神标识。

丘树宏补充道，香山人精神里还有极重要的一点，就是强烈的使命感，始终扎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怀揣着赤诚的家国情怀。容闳远赴重洋的初衷，并非个人享乐，而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相连的思想观念，是驱动他克服万难、全力推动留学计划的核心动力。

容闳在耶鲁的毕业留言册上，写了一句《孟子》的话：“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颗赤子之心，在毕业那一刻便笃定指向了归途：“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后来他更以近乎宣言的口吻写下自己的判断：“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老大帝国”与“少年新中国”，两个词之间隔着的，是一整套对国家与人的全新想象——而容闳要做的，就是从少年开始，把“新生”的希望带给中国。

1872年至1875年，一百二十名幼童分四批远赴美国。这群少年后来成为近代中国各领域的中坚力量：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唐绍仪出任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国安执掌清华学校，蔡绍基担任北洋大学校长，陈金揆在甲午海战中随“致远”舰壮烈殉国。

一群从咸淡水交汇处出发的少年，在短短数十年间，把铁路、共和、大学、海防一一嵌入了古老中国的筋骨里。他们带回来的不只是科学知识，更是一个国家重新认知自我、走向现代的可能。 

容闳对这批幼童的期许很简单：“他日竞学，无论择何业，得其最有益于中国者而为之。”出发，从来不是为了离开；出去，是为了带着能让中国变好的力量归来。 

我们站在今天回望容闳的人生轨迹，他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个体，而是大香山地区数百年文明积淀孕育出的时代产物。咸淡水交融的自然地理、中西融汇的经济社会、敢为天下先的思想观念，三大元素彼此交织，最终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转折点上，催生了这样一位横跨东西方文明的先驱。

珠海人把一个地理上的起点，变成了一场绵延百年的出发；而这场出发改变的，远不止一座城市的命运，更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

从岐澳古道到太平洋彼岸，从容闳一人的孤勇前行到留美幼童的集体远行，珠海的故事不是一段偶然的地方轶事，而是中华文明面向海洋、拥抱世界的一次主动启程。

一部百年留学史，既是求知求索的奋斗史，更是薪火赓续的家国情怀史。今天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珠海人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传承先贤留学报国的精神，以更高水平的开放链接全球。

拉开近代留学序幕的，为何是珠海人？因为这里的人懂得：海不是边界，是路。

出品 | 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 羊城晚报

采写 | 记者 张芷瑜 郑达 李旭 

图片 | 资料图（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