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从广州寄往塔那那利佛的信，在两个月内换回了一个国家的托付。

2026年秋天，广交会客商云集。马达加斯加过渡政府总统米夏埃尔·兰德里亚尼里纳（Michel Landriarinirina）在收到广东新南方集团创始人朱拉伊的来信后，迅速派出了一个高规格代表团抵达广州。代表团成员包括青年与体育部长、公共卫生部任务专员、重建委员会主席，以及公共卫生部非常任督察员等。

凌晨落地广州的代表团一天也未休息，马不停蹄地展开了考察和谈判协商。他们带来的意向明确而紧迫：希望中国团队用五年时间，在这个世界第四大岛上推进一项消除疟疾的系统工程。这是继科摩罗项目成功后，新南方与广东高校合作的青蒿素灭疟计划在非洲的又一次重大进展，也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中向世界承诺的10项疟疾消除示范项目落地实施的具体行动。

科摩罗的成功在非洲引发裂变效应

故事可以追溯到2003年。那一年，广州中医药大学李国桥教授的青蒿素研究项目遭遇合作方退出，需要新的资金。朱拉伊是李国桥的学生，也是梅州丰顺走出来的前“赤脚医生”。他投下了第一笔6000万元，当时的判断朴素而笃定：“青蒿素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发明，应该把它发扬光大。”

此后十几年，投入的数字不断增加，产业链伸向非洲，利润回报长期接近于零。2015年，朱拉伊在接受羊城晚报专访时曾坦言：“我当作一个事业来做，要把它做成功，赚钱是以后的事。”

距离马达加斯加几百公里的科摩罗，二十年前曾见证过一场令世界侧目的变化：中国团队用“复方青蒿素快速清除疟疾”方案，使这个岛国的疟疾发病人数下降了98%，并在2014年实现了疟疾零死亡。这一成绩在多个国际场合被多国领导人反复提及并表扬，而“中国方案”从不被理解最终得到国际认可，纳入专业抗疟指南。羊城晚报在2015年就曾对此壮举进行了深入报道。

如今，同样的青蒿素药物、同样的灭源逻辑，被摆上了面积是科摩罗数百倍的马达加斯加桌面。一个在小面积岛屿上被验证过的模式，能否在这个地理与流行病学极其复杂的巨型岛屿上完成复制，挑战才刚刚开始。

“在科摩罗取得经验以后，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向非洲大陆更大的国家推进。”

2017年，中国-多哥项目在多哥东莫诺省示范区开展全民服药等干预措施，项目实施后3个月内疟疾发病率相比上一年同期下降了87.4%。2018年，中国-巴新联合抗疟团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基里维纳岛采用群防群治、全民服药等干预措施。项目实施后3个月内，人群带虫率由实施前的18%降至0.31%。“中国方案”已走进了肯尼亚、尼日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拉利昂等多个非洲国家，为当地人民健康福祉带去新希望。

于是，便有了报道开头那一幕：朱拉伊在获悉马达加斯加疟疾病例每年高达200多万例后，郑重向总统先生发去了一封信。9月18日，马达加斯加总理马米蒂亚纳·拉乔纳里松在广州会见了朱拉伊，商讨在马达加斯加全国范围内开展复方青蒿素快速清除疟疾项目，得到了总理的高度认可。10月末，代表团抵达。

引入企业赞助保证项目可持续发展

广袤的非洲大地自然、人文环境迥异，疟疾疫情也各有不同。在近期的项目讨论中，朱拉伊团队负责人坦言，马达加斯加项目落地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要制定非常详细的实施方案。

面对外界对资金的担忧，中方团队给出了清晰的拼图：“马达加斯加项目的规模至少需要十几亿美元的资金，马方政府有决心，中国有部分国家援助，国际社会有国际基金援助，企业家也愿意参与赞助，大家共同来完成。”

和科摩罗项目不同，在传统的“药企出药、援助出钱、政府协调”的三角之外，马达加斯加项目还引入了一个新的变量——企业赞助。

刘恒毅的身份是多重的：既是中马两地企业的董事长，还是马达加斯加中国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他的加入代表了一种资源拼接的尝试：将在非洲积累的在地商业网络和运营经验，与药企的技术方案对接。在其他商业领域已经运转起来的物流、人脉和本地合规能力，有可能在药品仓储、村级配送和人员动员等环节为抗疟项目提供药企自身不擅长的基础设施。

这种模式的前景取决于一个简单的测试：健康产出能否与商业运营的节奏找到交集。如果抗疟项目能够嵌入华商在非洲的长期利益结构，它获得稳定性的概率就会高于单纯依赖外部拨款的模式。

正如中方在讨论资金时所言，除了国家援助和国际社会支持，企业家的赞助和多渠道的投入是维持项目可持续的关键。随着基层合作站的建立和APP、手机群等数字化工具的下沉，这不仅仅是公共卫生的援助，更是在为当地培育电商平台的基础，推动包括医药、物流、通信在内的基础建设升级。

刘恒毅的入场，让抗疟网络多了一个在地支点，这种“经贸+健康”的华商在地网络模式，能否为公共卫生项目提供药企和援助体系之外的第三种支撑？公共卫生的慢节奏与商业周期的快波动如何兼容？仍需在未来的五年里去寻找答案。

内外竞争压力对广东药企提出挑战

科摩罗的经验证明，“消除”从来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终点。马达加斯加代表团在广州看到的，是一套经过岛屿验证但尚未在复杂环境中经受检验的组合。朱拉伊的那封信，开启的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一个为期五年的系统工程。

广东药企在青蒿素领域二十余年的先行投入，能否支撑一种既能应对印度仿制药的市场竞争、又能适应非洲复杂治理生态的合作模式？马达加斯加的政治承诺，能否穿越资金波动和地理阻隔，抵达那些真正需要一粒药、一个监测点的村庄？

青蒿素抗疟药物和方案已经被国际认可并纳入专业指南，但消除疟疾从来不是一份指南能够完成的事。它需要有人把药送到路的尽头，需要有人在雨季之后回到同一个村庄，需要在第一轮投入结束之后，仍然有理由留下来。马达加斯加的五年，正是为此而来。

专访

图利亚拉大学教授、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非常任督查员
兰德里亚纳里韦卢·约西亚·米利贾奥纳（Randrianarivelo Josia Milijaona）：
18年的心愿终于达成

羊城晚报：您是怎么了解到中国的青蒿素灭疟项目的？

米利贾奥纳教授：我对这个项目愿景非常感动，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就是1988年前后，看到那些得病的人非常痛苦。我年轻时专门研究了1945年以来的马达加斯加疟疾历史，当时我们就深刻地意识到：疟疾是国家发展的阻碍。今天中方提出这个项目是为了马达加斯加的发展，我完全赞成。

我和宋健平教授早在2008年就认识了，当时他们在马达加斯加，我们也在科摩罗开展过工作。我们当时就计划在马达加斯加推广科摩罗的整套做法，但由于一些我们无法左右的原因，最终没能开展这项研究。不过，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坦率地说，我一直关注宋教授及其团队发表的、有关科摩罗抗疟工作的研究成果。

羊城晚报：目前，马达加斯加主要采取哪些措施来消除疟疾？

米利贾奥纳教授：目前，“国家疟疾防控战略规划”规定的措施包括治疗疟疾病例、使用快速诊断检测进行诊断，以及使用杀虫剂浸渍蚊帐进行预防。发生疟疾疫情时，我们也会在部分地区开展群体治疗（全民服药）。

羊城晚报：为什么18年后再次推进这项合作？

米利贾奥纳教授：最近这段时间，马达加斯加疟疾病例数不断增加。这让我们意识到，现行策略无法减轻马达加斯加的疟疾负担。如果我们继续沿用同样的做法，就只会得到同样的结果。过去很长时间，我们高度依赖外国资金援助。但就像你们看到的，全球基金（Global Fund）开始减少资助，现在美国USAID的资金也停了。

因此，我们确实需要补充完善现有策略。不再只治疗已患病的人，而是开展群体治疗（全民服药）。这样可以通过减少疟原虫的储存宿主来减少传播。

这就是我们希望借鉴科摩罗经验的原因。

羊城晚报：从您的专业角度来看，广东的药物与目前马达加斯加使用的药物有什么不同？

米利贾奥纳教授：以青蒿素衍生物为基础的药物有很多种，我个人认为，青蒿素哌喹片（新南方药业药品）的第一个优势在于疗程，疗程只有两天，就更容易让服药者按要求完成治疗；另一个优势，在于与青蒿素配伍的药物——哌喹，它的半衰期较长，因此能在体内停留更长时间，从而在治疗结束后继续提供保护。

羊城晚报：从技术角度看，中国团队提出的“全民服药快速清除传染源”方案，在马达加斯加落地的第一道门槛是什么？

米利贾奥纳教授：在马达加斯加，恶性疟确实是主要虫种，但在某些地区，间日疟占比达到5%到10%，最近我们在稻田附近的一个村庄工作时，非常惊讶地发现了混合感染。所以我认为，在第一阶段，我们必须先做一个流行病学的地图，制定针对特定地区的适应性方案，而不是盲目覆盖全岛。

羊城晚报：除此之外还可能会遇到哪些挑战？

米利贾奥纳教授：马达加斯加的国土面积接近59万平方公里，有山区，有干旱地区，也有多雨地区。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开车抵达，有些地方四驱车也到不了，甚至摩托车也无法通行。有些路段物资需要靠人顶在头上或者背着运过去。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物流挑战。

所以，让社区工作人员参与并协助项目实施，至关重要。这样，居民就不必长途跋涉去接受治疗。

此外，我们需要做好宣传沟通，让居民接受群体治疗（全民服药）。1945年至1959年间，马达加斯加通过使用氯喹，在疟疾防控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当时，氯喹每周发放一次，通过学校、社区、红十字会等渠道发放。不过，如今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并不了解全民服药，我们必须在宣传沟通上投入大量精力。

羊城晚报：过去的国际资金援助与同中国开展合作，有什么不同？

米利贾奥纳教授：首先，我感谢中方提供的资金支持，同时，中方还提供药品支持。你们种植黄花蒿，并从中提取青蒿素。昨天，我们参观了广东新南方青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你们自己生产药品，因此就不会出现现场需求与所需物资供应数量脱节的情况。我认为，仅这一点就已经体现出不同。因为过去仅靠资金支持有时会出现延误，或许在接收物资数量上也是如此，无法及时满足临时出现的需求。比如，当你得知某个乡镇发生了疫情，却要等上15天才能采取行动，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已经有人死亡，甚至有孩子因此丧生。

广州和塔那那利佛之间有航班往来，依托这个项目，我们就能通过项目立即调运药品，我坚信，这会带来不同。

羊城晚报：对中国和广州的印象如何？

米利贾奥纳教授：我以前来过中国，去过上海，后来又去了桂林。这是我第一次来广州，我真的很喜欢这里。这座城市非常现代化，光是这一点，就让人着迷。昨天我们参观了广东新南方青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当我看到工厂里的自动化生产，以及新技术的应用时，我真的觉得太令人惊叹了。

微人物
美兰：从暨大会计到抗疟现场的“跨界翻译”

坐在代表团翻译席上的美兰，与青蒿素项目有着长达十几年的深厚渊源。

2000年，高中毕业的美兰来到广州。因为爷爷是中国人，希望家族的第三代不要丢掉中文，她便来到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习汉语。随后，她考入暨大管理学院攻读会计本科。毕业后，美兰找到了一份法语翻译的工作，正是这份工作让她结识了青蒿素团队，并陪同团队前往科摩罗开展抗疟项目。

“从法语翻译开始，后来就继续做项目，再后来做项目协调。”美兰回忆，2007年她跟随团队在科摩罗待了一年多，参与全民服药工作。那段时间，下乡采血、抓蚊子做蚊媒调查、联系卫生部官员预约开会、协调各项活动，从头到尾她都干过。“当时比较年轻，不会去关注苦不苦，反正就是做事嘛。”2008年团队开始向马达加斯加推进，她也随之往返两地。

在现场的摸爬滚打让她萌生了深造的念头。她申请了宋健平教授的博士，专业是中医临床基础（青蒿素治疗疟疾方向），并再次前往科摩罗做课题收集资料。新冠疫情期间，边境关闭，她在马达加斯加通过远程视频完成了博士答辩。“理论和现场的经验，差不多都掌握了。”美兰笑着说。

如今的她，在广州一家瑞士财务咨询公司担任营销总监，这次马达加斯加代表团来穗，她特意请假过来帮忙。在两套语言之间，她传递的不仅是技术术语，更有着对当地实际情况的深刻理解。

记者手记
走向更广大的非洲

朱拉伊的办公室里摆着两张证书：“青蒿素哌喹复方灭源控疟方案的创新与推广”项目，获得了2020年度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会客室的墙上悬挂着一张巨大的非洲地图，年近七旬的朱拉伊常常站在地图前，许久。

从2003年决定投资青蒿素算起，他将生命三分之一还多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这项在旁人看来回报极慢的事业中。国家领导人多次对科摩罗工作给予肯定，这是他不愿多谈却始终在意的动力。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中，10个疟疾消除示范项目的重担落到了他的肩上。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没人知道这老爷子心里到底怎么想，面对那巨大的压力，他极少在员工面前表露半分焦虑。

但马方专家的担忧是具体而真实的。马达加斯加有18000多个自然村，按照一人管300人的网格化模型，至少需要10万名基层工作人员。作为对比，科摩罗仅90万人口，团队用了整整10年才实现全面铺开；而马达加斯加有3300多万人口，且分布在面积辽阔、地形复杂的岛屿上，很多村极其偏远，连摩托车都无法到达。这个量级的跨越，单靠过去的人海战术显然无法在五年内完成。

“我当过赤脚医生，我知道在村里怎么做医疗工作。”朱拉伊的回答带着某种质朴的笃定。为了应对庞大的人员缺口，他们开发了新的APP，将云上培训、远程督导和数据收集引入了抗疟网络。过去需要跋山涉水、手把手教的知识，现在可以通过云端直达村医的手机；曾经需要逐级上报的发病数据，如今能在屏幕上实时汇聚。

“我们用中国上世纪70年代农村合作医疗站的制度，解决他们现在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我们有站点，就能够长期观察，我们有药品、有方法、有长期的防控疾病的体系，还能助力就业。”手指停在地图上的马达加斯加，朱拉伊看着那片广阔的土地。有些承诺，一旦写下，就只剩下全力以赴。

文｜记者 王倩
图、视频｜记者 周成 实习生 张轩甄 徐芷晴
剪辑、包装｜王绮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