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山海计划携手香港教育大学艺术与公共价值研究中心，在香港教育大学西九龙教学中心联合举办学术放映与主题对谈活动。

山海计划全称“向山海走去”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于2023年起发起主办。在当下的青年影像扶持版图中，以主流媒体的身份持续扶持短片创作，并不多见。山海计划所提供的也不只是一笔拍摄资金，还包括媒体特有的传播渠道以及覆盖大湾区与东南亚的文化网络，为第一次拿起剧本的青年导演铺出一段“从想法到成片、从成片到放映”的路。

作为活动的合作方，香港教育大学艺术与公共价值研究中心关注电影、文学、音乐等创意艺术，研究艺术在文化表达、社会连结及多元声音表达方面创造的公共价值。这次放映与对谈，也从一部青年导演的作品出发，探讨本土经验如何通过影像进入更广阔的公共讨论。

本次活动放映的短片《The River That Holds My Hand》由山海计划于2023年扶持拍摄，故事从一次意外的触碰开始：一名青年回访村里的侨眷老人，从一张黑白家庭照里读出随岁月盛满的乡愁，于是带着这张相片乘船去往海的另一端，奔赴一场寻找之旅。短片原型是一位出生于越南的华侨老人，因越战与家人离散，家族散落世界各地；对潮汕移民而言，既是出海始发站、又是乡愁坐标的韩江，成为全片的叙事核心。

这部短片由广东潮州青年导演陈坚杭执导，也是他长片创作的起点。由其孵化的长片《擁啊擁 ong6 a7 ong6》由中国香港、越南、韩国联合制片，2024年获香港Eye Catcher Global“亚洲之光新导演奖”，随后入选第30届釜山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基金，并于2025年秋在釜山完成世界首映。

一部青年作品从短片到长片、从本土走向世界，究竟需要怎样的支撑？以下为这场映后对谈的现场文字实录。

映后对谈的嘉宾包括导演陈坚杭、山海计划总监吕楠芳、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哲学博士生华旭、香港教育大学艺术与公共价值研究中心项目主任封帆。活动由香港教育大学文学及文化学系博士后研究员胡鹏南博士主持。

主持人胡鹏南：首先想请导演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电影。你是怎样开始这样一个故事的？

陈坚杭：这部短片由一部纪录片引申而来。在拍摄那部纪录片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主角的表妹，也就是大家看到的短片原型人物。2023年2月，我有机会去香港拜访她，听到了更多故事的细节。我觉得这个故事有很多动人的地方，但纪录片受素材所限，可能更适合做成一个剧情短片。刚好山海计划第一届开始报名，我很幸运入选了。非常感谢山海计划当时的扶持，使这个片子能够拍完，后来又被发展成了一部长片。

主持人胡鹏南：请吕老师介绍一下，山海计划的发起动机是什么？又是怎么发掘到像坚杭这样的创作者的？

吕楠芳：我的本职工作是媒体人，山海计划背后的支持机构是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我们根植于大湾区从事文化事业，一直很关注本土的文艺创作环境。

第一届的时候，山海计划的定位很明确，就是扶持本土青年导演。广东有很多年轻人在北京、上海乃至国外学电影、做电影，但他们没有留在大湾区。山海计划启动时抱着“先播种，不问结果”的心态，看看能不能吸引优秀创作者回到广东拍电影，孵化一批真正聚焦本土文化题材的短片项目。到2026年，山海计划已经做到第四届，每年招募的范围也从广东导演扩大到全国乃至全球的华人青年导演。

主持人胡鹏南： 华旭研究华南电影和地方影像的创作，你如何看待《 The River That Holds My Hand》这部作品？广东的移民历史、地方文化与东南亚的联系，为当下的青年导演提供了哪些创作资源？另一方面，你也做政策研究，从政策或者机构支持的角度看，山海计划这样的项目是如何把这些创作资源连接起来，让这些电影成为可能？

华旭：我开始博士研究后发现，广东的青年导演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他们中的很多人对广东的文化或电影史有很浓厚的兴趣。比如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广州城市电影，学界称之为"南国都市电影"（South China Urban Cinema）。这个题目的由来，是我研究当代广东电影时采访了一位广州的年轻导演，他此前研究过广州的旧城市影像。而我的学术研究也嵌入在广东电影的地方文化网络里，包括我现在对广东电影史中离散群体、特别是海外华侨呈现的研究，也源自我第一次到山海计划训练营进行田野调查的经历。训练营里的导演启发了我的研究，其中一位导演正在做一个华侨农场的影像计划。

我认为，与海外华人华侨离散群体相关的文化资源，与当下学术界非常流行的一个研究方向有关，即“多向度的离散”（multi-directional diaspora）。离散群体不只是从母国去往海外，他们也常常在不同地方之间流动，包括回到自己的故乡，而这种离散性并不会因为回到母国就宣告结束。

政策方面，广东的电影票房一直居于全国首位。各级政府正在推出影视支持政策，思考如何把本土的影视消费潜力导入生产端。正如吕老师所说，广东有很多热爱影视的年轻人，热衷于创作与本土文化背景相关的作品，但由于国内影视资源比较集中在北京和上海，许多优秀的本土创作者被迫前往北京或上海工作，因而与他们最感兴趣、关联最密切的文化背景相割裂。山海计划做得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提供资源和平台，让优秀的本土电影人能够重新连接自己的文化背景。

主持人胡鹏南： 想请 Eric（封帆）从观众的视角谈一谈。你和我一样，不是广东人，坚杭电影里的潮州话不是我们的母语，片中的离散故事也不是我们的故事，但它非常感人。

封帆：我想从刚才灯黑下去的那个瞬间讲起。我之前在北京教书，教一门当代艺术课，会用电影作为素材。在一个熟悉的教室里，灯黑下去，用影像跟大家讲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用的可能是艺术电影，也可能是关于艺术家的纪录片。影像作为一种有效的表达和多维度的内容输出，可以在观众与创作者之间建立非常好的联系。

第二个让我想到的是自己做学生的时候。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学艺术的年轻人，会用 DV 来拍短片。这充分说明影像在表达问题、表达一个群体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上，是非常有效的。这部电影也是一样。

我不是广东人，但搬到华南以后，我对岭南文化以及华南辐射出去的海洋、离散问题有了新的认识。电影开头的第一个镜头，我马上认出那是越南。这种信息是北方没有的，它代表的更多是一种泛亚洲的概念。我们在北京生活时，对亚洲的理解非常窄，基本就是东北亚；至于整个南亚大陆，我们的认识其实很有限。

我很高兴到香港工作生活以后，对这里的文化和地缘政治历史有了很多新的了解。我工作室所在的深圳光明区，就有一个越南归侨农场，现在还有很多华侨经营的餐厅。这些鲜活的经验，让这部电影跟我产生了很多联系。我觉得通过影像建立的联系，是非常有效的。

主持人胡鹏南：吕老师，山海计划如何把这些历史文化与本土故事带向未来，让它们融入人们的文化生活？山海计划不仅资助电影，也在广东乃至海外开展了很多文化活动。

吕楠芳：我们不是影视公司。山海计划扶持导演、拍摄短片，初心是为了弘扬、传承岭南文化，以电影为媒介提升岭南文化的可见度。我们希望山海计划的短片首先是一个公共文化产品，能够被更多人看见、被讨论。它们或许技艺尚不成熟，也不完全具备商业项目所需的要素，但它能够打开一个文化议题、启发大家的思考；而因为极强的本土关联性，这样的工作必须由广东本土的创作者，或对岭南文化有一定认知的创作者来完成。

山海计划做的事情，并不是把短片拍出来就停止了。我们会在海内外任何有华人尤其是有广东人活跃的地方，高频次地与当地的大学、电影院、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华人社团合作，长期组织主题性的放映沙龙活动。

通过前端的扶持和后端的放映交流，山海计划构建起一个基于影像媒介的比较完整的文化网络，希望让更多属于岭南文化、属于大湾区的文化议题，走向更广阔的关注视野。

主持人胡鹏南：华南文化近几年受到关注，不只发生在电影领域，也发生在文学和音乐领域。华旭能否为大家介绍这样一个文化语境，并分析它背后的土壤？

华旭： 当代华南文化受到关注，确实是多方面、多媒介的。这几年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里有一个热词，叫“新南方写作”。所谓“新南方”，是相对于我们惯常讨论的中国南方文化（比如江浙、上海）而言的。在这个概念里，有一个重要术语叫"南方以南"，它不仅包括华南地区，还包括华南延伸出去的南亚、东南亚区域。音乐上，我们有五条人、揽佬等。这些华南文化的表达，在以往的中国文化版图中是相对被压抑的，但近年得益于综艺平台等途径，的展示，它们得以走进大众视野。当它们呈现出来，就显现出很强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往往会被作为一种文化商品生产的途径，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关注。

广东电影人一直在中国电影版图中扮演重要角色。最显著的例子，左翼电影时期的著名电影人蔡楚生就是汕头人。《渔光曲》虽然拍摄于江浙和上海地区，但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关联蔡楚生在汕头的生命经验。后来蔡楚生在香港、再回到广东，也仍然拍摄了与海洋、水系、渔民相关的电影，如《珠江泪》《南海潮》。此外还有1979年的《海外赤子》，涉及华南华侨农场的议题。梳理这些电影史背景，会发现山海计划近年来出品的许多短片，都能在广东电影历史中找到连接和根源。

但需要强调的是，当代年轻导演并非直接从广东电影史中提取资源，而是与世界上其他南方电影有着互动。我在山海计划做田野时问过许多年轻导演受哪些电影资源影响，有人告诉我，他们也受台湾电影、新加坡电影的影响。所以这些文化资源一面是本土的，一面是世界的。在这种世界性的连接中，南方与南方之间的连接”尤其值得关注。

主持人胡鹏南： “South to South Connection”也是香港教育大学艺术与公共价值研究中心非常想做的事情。请 Eric 谈谈，作为创作者、学术研究者和机构支持者，你认为走向世界的华南电影，或更广义的华南文化，能对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

封帆：从视觉文化、视觉艺术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很大一部分城市影像都来自华南。有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团体叫“大尾象”，是20世纪90年代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的几个学生组成的。他们做了大量关于都市发展以及新经济带来的城市、人和社会变化的影像作品。这些作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电影，而是艺术上所说的“Video Art”或“Video Work”。其中很多是对行为的记录，用影像的方式进行视觉记录。这种视觉记录不只是简单的新闻摄影，而包含更多的批判与思考，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我们对中国城市发展的认识。

因此，把影像作为一种方法论、一种教学法，让所有非电影制作专业的同学也能拥有一种表达手段，这是一种非常有效、能调动情感与多感官认识的方法。我们今天坐下来谈影像，谈的其实是一个院线之外、工业之外的方法论问题：如何运用我们的表达去记录，让它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很有效的表达方式。

文 | 记者 孙宇
图 | 山海计划工作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