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域文学的乡土叙事中，潮汕文学无疑是气质独特的一支。倘若说，中原文学笔下的“乡土”，是“守土扎根”，谱写的是“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故园之歌；那么，潮汕文学的“乡土”，则恰似一位徘徊于出走与回归之间的游吟歌者。

中原文学的乡土叙事重在写“根”，写人对土地的羁绊与眷恋。“乡土”意象是麦田、老屋、祖坟、古井……而潮汕文学的乡土叙事重在写“渡”，“乡土”不仅是可供耕作的田野，也是远赴重洋的渡口，更是安放伦理根脉的精神原乡。人自故土扬帆启航，跨越山海后，又被家乡强大的精神引力召回。所谓“归”，未必是重返田园，更多指向精神层面的认祖归宗，兑现对家族血脉的承诺。其“乡土”意象是土地与海洋意象的叠加，是抬头便能望见的桅帆远影，是红头船、港口、侨批、祠堂、工夫茶……

樟林港与红头船：流动的乡土

潮汕平原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北倚莲花山脉，南濒南海。韩江、榕江、练江经年冲积，加之沧海桑田的海陆变迁，造就了这片滨海平原。潮汕民间流传着一句谚语：“耕田如绣花。”因地少人稠，自古以来潮汕地区便形成了“绣花农业”：土地被划分为细碎的田块，套种多样作物。清代，生存压力驱使大批潮汕人背起行囊，备好甜粿、生活用品，从樟林港搭乘红头船扬帆出海，远赴南洋“过番”谋生。

据《人民日报》援引《汕头海关志》记载，1864—1911年间，由潮汕地区远赴海外谋生者，约有294万人。早在清代中叶，樟林港已是粤东最重要的出海口岸。作家厚圃在小说《拖神》创作谈中提到，“樟林是‘清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港口，潮汕商帮、‘红头船’的历史和各种传奇故事萦绕着它，也贯穿了我的童年少年。”

小说《拖神》以“樟林港”为原型，展现了“樟树埠”六十余年的兴衰变迁。故事以鸦片战争为时代背景，讲述主人公陈鹤寿带领乡亲造船远航、下南洋开设船行、白手起家的传奇经历，书写了潮汕商帮的命运浮沉。书中描绘了一系列船舶的意象：下南洋的红头船、疍民赖以维生的渔船、穿梭埠头的花艇、海上劫掠的贼船、往来群岛的暹罗船帮，还有西洋火轮等，勾勒出近代南海贸易的浩瀚图景。学者林培源在《小说如何书写社会史？——关于厚圃长篇小说〈拖神〉》中指出，“《拖神》不但写了樟树村的开埠史，还涉及了潮汕人下南洋的‘心史’、社会史。”

显然，在潮汕文学的意象图谱中，樟林港与红头船承载了族群的集体记忆，是乡土叙事标识性的精神符号，蕴藏着潮汕人闯荡世界、骨肉离别、跨洋寻根的多重隐喻，其意象的独特性在于“双向流动性”。红头船，船头朱红、绘有船眼，船体长达二十余丈，远航大船配有三桅：中桅高悬巨帆，上方再加叠帆，船头、船尾的桅杆亦各悬一帆。它一头连接樟林港，一头遥指南洋。红头船从不只是渡海的舟楫，更是“乡愁”的化身。而樟林港日复一日送走航船，也日复一日等候航船、侨批、归客的消息。

老厝与祠堂：跨越山海的乡土仪式

在潮汕文学中，老厝与祠堂是乡土叙事的核心意象空间。老厝代表“小家”，是烟火日常；祠堂象征“大家”，承载宗族记忆，是看得见的“族谱”，将散落于世界各地的族人聚拢在同一血脉叙事中。

老厝常见建筑格局有“四点金”“下山虎”“驷马拖车”等，融木雕、嵌瓷两大潮汕传统工艺的美学精髓。木雕隐于梁柱厅堂，诉说家风伦理；嵌瓷装点屋脊檐角，寄寓乡土信仰。老厝天井敞阔，飞檐舒展，推门而入，便揽一院阳光。祠堂供奉祖先牌位，即便族人远渡南洋，也常在侨批中殷殷嘱托故土亲人修缮祠堂。

在作家陈崇正的小说《归潮》中，老厝与祠堂不只是生活场景，更是陈、林两家四代人的精神支柱。小说这样写道：“陈氏宗祠这一次的修缮始于三年前的那次台风，陈纯钢父子在这三年多时间里，除了应付生活必要接一些小单，全部时间几乎都扑在这上面。按照阿嫲林雨果的安排，宗祠必须在秋天最后一个节气霜降之前完工。”

书中，陈氏宗祠与碧河书楼这一组空间意象，代表了潮汕人的归乡情结。“即便你没有来过潮州，也大概会在游客拍摄的照片里，看过梅花村的陈氏宗祠和碧河书楼，这两栋建筑隔着池塘遥遥相望，特别是在落日余晖之中，那些斑驳剪影和粼粼波光，就如洞箫与古琴，共同奏响时光的乐章。”这是小说开篇即描绘的场景。

故事以“香炉”作为核心意象，串联起陈、林两大家族四代人的命运纠葛。1922年，陈洪礼与林汉先结伴下南洋，寻找家族振兴的出路。身在异国，二人兴办华文学校、经营潮汕酒楼，追随侨领羽先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时光辗转，陈家后人陈乔峰与同为侨四代的黄博琳，在碧河书楼的一场婚宴上重逢。由此，尘封在家族记忆中的真相，伴随着古建修复缓缓浮出水面。

香炉的失而复得，撑起了《归潮》的核心意象。器物重归迎来了陈、林两大家族迟来的和解，也是潮汕文脉的传承。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乡土仪式，深层寓意突破了祭祀仪式的时空边界，延伸为一场漫长的历史回溯与精神还乡。

乡土中的人：过番、守望与归来

乡土文学的生命力，终究来自于人物的塑造。过番、守望、归来是潮汕人的命运轨迹，建构起潮汕文学的核心叙事。

“过番者”并非纵横四海的传奇英雄，而是背负家族生计的普通人。作家陈继明的小说《平安批》中的主人公郑梦梅便是典型：他人到中年远赴南洋，在异国他乡开设批局。抗战烽火漫天时，铤而走险开辟陆路邮路，于乱世中架起侨胞与故土通道，运送侨批、善款、抗战物资。从辞别故乡到闯荡南洋，郑梦梅的一生是潮汕人“身在天涯、根在故土”重情守义的生动写照。

与“过番者”遥遥相对的“守望者”，同样是潮汕文学不可或缺的人物群像。祠堂前静立的妇人、潮剧台下安坐的老者、日夜盼望游子归航的母亲，他们守护的不只是老厝与祠堂，更是代代延续的伦理秩序。

陈崇正在《归潮》中塑造的“守望者”，跳出了传统的悲情、隐忍的模式：人物守望的不只是游子，更是记忆与家族秩序，她们在创伤、误解与执念中坚韧地活着。小说中，林阿娥的丈夫林汉先客死南洋。在战火肆虐的动荡年代，她不惧路途艰险，执意护送丈夫的骨灰回归故土。与之互为镜像的，是“过番者”陈洪礼。林阿娥一直怀疑丈夫的死和陈洪礼有关。面对这份长久的误解，陈洪礼始终缄口不言，宁可扛下所有非议，也不愿道出背后隐情。他家境拮据，却数十年如一日暗中接济林家。

如果说，林阿娥守的是“追问与公道”，那么陈洪礼守的则是“乡愁与担当”。后来，林阿娥的女儿林雨果步入暮年时，远赴泰国寻访，在异国公祠里撞见一尊本应在陈氏宗祠里供奉的香炉，她认定是陈洪礼擅自将香炉捐出，心底的积怨变得更深。林雨果的守望，是创伤记忆的延续。她从小浸泡在母亲林阿娥的怀疑与伤痛中，上代的恩怨早已化作认知的底色。她要追溯的从不只是一件古物的去向，更是一份能够印证母亲的怀疑、安放家族伤痛的答案。直到后来，陈家后人陈锦桐苦心搜罗祖父陈洪礼的相关史料，倾力修缮碧河书楼，才用诚意慢慢消解了两家的隔阂。陈洪礼的骨灰终归故土，陈氏宗祠与碧河书楼也在修复中重焕生机。

林雨果的丈夫——木雕匠人陈团结，则代表了另一类“守望者”。他沉默寡言，一生固守老厝，小说这样写道：“陈团结一共有三样挣钱的本事：第一是画画，第二是竹篾编春盛，第三才是木雕。”临终前，他悄然雕琢出一件木雕，刻下与林雨果初遇的情景。可惜这份藏在木纹里的深情，在他离世之后，才被林雨果看见。

长久以来，潮汕文学里的女性形象多为静候归人的守望者，承受离别、隐忍等待。而作家黄守昙的短篇小说集《走仔》，则重塑了新南方语境下的女性群像，书写了她们在婚恋抉择、生育重担、家庭规训与传统观念夹缝中的突围与自我寻找。“走仔”是潮汕方言，意为女儿。《走仔》收录了十个南方故事，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叙事转向：女性不再只是原地守候，而成为主动抉择的主体。她们告别故乡，在漂泊与回望之间寻找自我；挣脱旧有身份枷锁，建立起独立的主体意识。当“走仔”成为叙事中心，潮汕文学由此开辟出一条崭新的叙事路径。

在潮汕文学中，“过番者”以远行，“守望者”以坚守，“走仔”以回望，诠释了“乡土”的意义。这三类人物形象铺展出生生不息的图景：韩江的水流、红头船的帆影、工夫茶氤氲的香气、侨批斑驳的字迹、祠堂天井倾泻而下的日光，被一代代潮汕作家反复书写。潮汕的“乡土”意象是漂泊者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找到的回乡路，它从不只是一方平原与海洋，更是安放生命归属感的精神原乡。

（作者李晶，系北京电影学院人文学部艺术理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