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晚，“我们依然渴望文学的远方——文学翻译对话”在广州阿那亚举行。
《世界文学》原主编高兴、翻译家黄荭、出版人彭伦莅临现场，从外国文学的研究、译介、编辑出版的角度出发，畅谈翻译如何打开一扇朝向世界的窗，将读者带向“文学的远方”。活动由文化媒体人杨大壹主持。

外国文学曾哺育了中国的一代写作者

20世纪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曾迎来一阵外国文学翻译的热潮，从萨特、加缪、卡夫卡，到博尔赫斯、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略萨，大量西方经典名著经由译者和出版社的译介进入读者视野。

谈及这个“阅读依然是社会生活的中心”的时代，高兴坦言，中国的一批阅读者和写作者是在大量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举几个典型的例子，如果莫言没有及时读到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的写作肯定是另外一种样子。如果北岛、多多没有及时读到波德莱尔、里尔克，他们的写作又会是另外一个模样。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其实是外国文学引领着特定时代的中国写作者走过了一段道路。”

“学校的图书馆，县城的图书馆，甚至包括我父母的工厂的阅览室，都给我提供了无比广阔的天地。我在上中学时已经借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来读，而且我当时已经读了他的《理智之年》，也读了波伏娃的一些书。虽然身处小县城，但是我感觉我们有那样的‘天线’，能知道现在大家都在读什么。”黄荭回忆，自己把所有积攒的零花钱都花在了新华书店里，那里有漓江出版社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也有柳鸣九先生编选的法国新小说派的作品。

“因为我比较喜欢法国文学，我在完全不知道法语是什么的情况下选择了大学读法语；我觉得也是文学带我走出了群山，走向了这个世界。”黄荭说。

“我读到一本兰登书屋的创始人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那本书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我觉得从事文学出版的工作是那么精彩、那么有意思，就在2004年加入了一家新的出版公司。”

20多年来，彭伦作为文学编辑和出版人，已经出版了几百本书籍，其中大部分是外国文学作品。

“我尤其喜欢出版的是当代作家的作品。我会邀请这些外国作家到中国来，跟这些当代作家交往和接触，能体会到他们独特的个人魅力和他们作品之间的联系。通过我们的介绍，让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喜欢我们所出版的这些外国作家，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挺有成就的一件事情。”彭伦说。

文学性就是一种独特的风格

三位嘉宾随后谈到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性”问题。

高兴表示，一部作品所具有的独特的风格，它的修辞，它特殊的气息、氛围，它把万事万物提炼到诗意的高度的能力，这些都可以称之为“文学性”。

此外，“文学性”还关乎辨识度、陌生感和新鲜感。

高兴说：“例如我们同样描述一件事物，用一些陈词滥调来描述，和用独特的、完全是新鲜的、甚至带有点陌生感的语言来描述，效果完全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和朋友们交流文学翻译经验时会强调，固定的四字成语要谨慎使用，因为大量使用这些成语会破坏新鲜感和陌生感，文学中的新鲜感、陌生感以及独创性是太重要了。”

黄荭也认为，有“文学性”的东西一定是有个人独特风格的。“现在大家都在讨论AI写作能不能代替人，我认为只要文学是人的文学，它就不可能被替代。如果说现在所有的人都已经习惯了AI的腔调、AI的写作，然后让AI的审美去腐蚀我们对‘文学性’的追求，那样的话可能AI的文学翻译‘杀死’的其实就是文学。”

彭伦则谈到，好的文学作品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能够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如果作者通过非常精妙的文字，通过强大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把人想要表达但是没有能力表达出来的东西精准地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本事。”

好的翻译首要标准是“忠实”

翻译为不同语言和不同文明架起沟通之桥，真正让诗的“远方”变成“近旁”。

黄荭认为，好的文学翻译首先的标准就是忠实，要忠实于原文，或者说忠实于原文呈现的那种气息、那个时代。

“我经常会引用梁宗岱先生的话，‘一个好的艺术品是在能做、想做、应做之间最深切的契合。’作为一个文学译者，首先这本书一定是你想翻的，然后也是你能翻的，能翻很重要，是能力问题，还有是应翻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是你的文化立场和文化选择。”

高兴认为，原作的风格应该成为翻译最大的原则和权威。“比如说余泽民老师翻译的匈牙利作家拉斯洛的作品，有时候一整段就是一个句子，余老师翻完一段之后血压要飙升的，你不能用翻译海明威的那种句式去翻译拉斯洛。所以在翻译的时候，我一定要做一个谦卑的译者，我要充分尊重原作者的风格。”高兴说。

文｜记者 梁善茵 通讯员 黄依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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