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红

她今年92岁。失聪，失智。阿尔茨海默症，把她生命里的人和事，一点一点地擦掉了。

她忘了女儿的名字，忘了回家的路——唯独没有忘记一件事：她是一名记者。

她叫刘婉玲。羊城晚报1980年复刊时的28名元老之一。全国首批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广东省报界第一位女高级记者。

上世纪90年代，我初入报社时，她已是“神”一样的人物。我们这些晚辈，只敢远远望着：望见她风风火火，行色匆匆；手里不是攥着采访本，就是背着绿书包；低着头，步履不停，穿得很简朴。那副瘦小的身躯里，好像永远装着下一篇稿子……

1980年，《捆住手脚的院长真难当》——她为复职后“有职无权”的知识分子的呐喊，轰动全国。1983年9月，她又写下《林孔湘立遗书，舍命治“黄龙”》——一位柑橘专家，胃癌晚期，瞒着夫人立下遗书，奔赴广西，只为扑灭柑橘黄龙病。报道一出，再引轰动。

1985年，“星期六工程师”系列报道，更是开全国先河。这组报道，是一场“蹲”出来的采访。当时她留意到：一些兼职的工程师，用常规技术，救活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工厂；一个好主意，让乡镇企业的产品迅速升值。

凭着新闻人的敏感，她断定：这是一个重大题材。可这些工程师，刻意低调。于是，在广州通往顺德、南海、中山的必经之地——龙江渡口，连续几个傍晚，她守在渡船上，见到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就主动上前攀谈打听，而为了保护他们，报道里，绝不提他们的名字。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就是这样“蹲”回来的。

她还为一个卖猪肉的青年宗永强写过报道。这个生计拮据的年轻人，工余时间自学海洋学、翻译英文著作。刘婉玲的文章，改变了宗永强的一生：破格进入广东省科学院，后赴英读博，成为香港大学教授。2016年，宗永强专程回来看她，只为当面说一声谢谢。

她自己说：“一篇报道像一支手枪，只打一个点；系列报道像机关枪，一扫一大片。我更喜欢机关枪。”

她还叮嘱年轻人：“下去采访一定要仔细，哪怕是草，也要抓一把回来。这次用不上，下次用得上。”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初期，她是那个时代最活跃的记录者，是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她的报道推动着时代，时代也记住了她。

很多人以为，事业心这么强的刘婉玲，在家一定是“甩手掌柜”。恰恰相反——家里大事小事，她全包揽：换灯泡、修水管、通马桶、扛煤气瓶、做饭……都是她一个人做。做事执着、简单、干净利落，颇有男子气概。

女儿身体不好，她带着女儿访遍全国名医，一本病历，做得比医生还详尽。丈夫重病五年，她守在床边五年，一个行李箱常年备好，发病，即刻冲去医院。做菜做到太累，站着都能睡着。

对工作有多深情，对家人就有多深情。她这一辈子，做什么都是——全身心。

这份言传身教，也影响了女儿。她的女儿陈冬青后来成了羊城晚报的高级记者，和我同一个办公室多年。在她身上，我常常看到她妈妈的影子。她说，自己这一生也遇到过不少困难，但妈妈就是她最大的底气，是人生路上永远的榜样。

那天，我捧着鲜花和水果去看她。她耳朵听不见；说过的话，随即就忘。女儿和她说话，靠写字。

女儿写下：“她是我的同事。”

她看懂了，抬起头问我：“你也是记者？羊城晚报的？那你喜不喜欢当记者？”

我说：“非常喜欢。”

女儿又把问题写给她。她看了，几乎不假思索：“嗯嗯，当记者谁不喜欢啊？谁都喜欢当记者。现在让我去做，我也要去做。”

女儿写下：“她后来去了佛山记者站。”

她一看，脱口而出：“佛山的新闻很多啊！但是佛山的新闻，也不好做。”

在养老社区，她什么都记不住了，却还记着自己是一名记者，每天去取报纸，是“外出采访”；住的房间，是“编辑室”；身边的护理员，是“老同事”；她每天伏案写字，说要“交稿”；耳朵听不见，就握着笔，一句一句写下来。

她听不见这个世界的声音，这个世界也快要听不见她的声音了。可一提起新闻，她的眼睛就亮了，话也密了—— 还是当年的语气，还是记者的语气。

离开前，我请她写几个字。她握笔，认真得像在签一生的稿约，一笔一画，写下：“羊城晚报 记者 刘婉玲”。她什么都忘了，唯独这九个字，一笔都没有忘记。

阿尔茨海默症可以夺走她的记忆，却夺不走她刻在生命里的热爱。

一个人忘记了全世界，却没有忘记自己是谁。因为她写过的每一篇报道，帮助过的每一个人，早已长进了她的骨血里，任什么病痛，都剥不走了。

记者，是她一生的职业，更是她92岁的今天依然握在手里、不肯放下的那支笔。

刘婉玲，92岁，记者。

她用笔改写了别人的命运；而当命运收走她的一切时，唯独留下了“记者”这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