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2026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举办颁奖典礼，作家索耳的作品《伶仃世》摘得首奖。

现场，索耳发表获奖感言：“我视这部作品（《伶仃世》）为一个可爱而独立的生命。作为一名写作者，能够在当下持续表达，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

2026 年第九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主题为“文学的决断时刻”。

由戴锦华、格非、童伟格、周晓枫、周轶君担任决名单评审会评委，围绕语言、结构、感受力、原创性、完成度等恒定的文学标准，共同提出五部决名单作品——陈思安《穿行》、李停《水在岛中央》、靓灵《任意车站》、索耳《伶仃世》、王陌书《转空山》（按作家名字首字母排序）。

颁奖现场，作家格非宣读授奖词：

《伶仃世》是一部视野宏阔、想象奇特，且在叙事上敢于冒险的长篇小说。作品以首尾章节的“番石榴飞艇”之梦统摄全篇，向读者讲述了四个相对独立又彼此映射的人生故事。《伶仃世》的实践，将文学书写转化为一种崭新的认知方式，为不断开拓小说叙事的边界，为当代经验在不同时空中的延展与生成，做出了别开生面的重要探索。

索耳曾凭借散文《用一种游戏的心态写作》（原载《羊城晚报》2024年4月23日A6花地版）荣获2025花地文学榜“年度花地精品”奖。

今年5月，他与青年作家陈润庭受邀参与羊城晚报“花地有声”播客录制，现精选部分对谈内容如下：

（点击此处收听往期播客）

借“阿嬷”之口讲述四个时代的故事

羊城晚报·花地有声：《伶仃世》书中附有一张番石榴的“三视图”。它对应的是“番石榴飞艇”的意象。五个篇章讲述了四个时代、四个故事。“番石榴”外皮的纹路对应了不同时代或地理坐标，延伸出很多南中国世界里不同群体的迁移路线。我很好奇，索耳怎么会想到这样的架构？

索耳：小说的结构大概在2020年就定下来了。2019年，我去马来西亚旅行，旅行结束后决定写这部小说，主要是对离散华人的历史感兴趣。我查了很多相关资料，但发现看的资料越多，越发现自己不了解的还有很多，所以也很惶恐。

书里有四个部分：一个南洋商人、一户水上人家、一对逃亡的姐妹，还有上世纪90年代的外省打工人。我选取的是几个不同年代、不同时空以及不同人物的故事。但那时候还没想到，要用什么方式把这些线索串联起来。

后来我想，也许可以从家族史切入。那时候我阿嬷（奶奶）刚去世，我回了一趟老家。阿嬷曾经带过我一两年，曾经是我的“保姆”，但长大后和她相处时，总觉得我与她之间、我父亲与她之间，都“隔”着一层。

我没能了解她的人生经历，所以她去世后，很多东西成了空白，也让我产生很大的好奇。于是，我以阿嬷的视角来切入——书里的故事大多是虚构的，但我借阿嬷之口，从家族史的角度切入20世纪的时空。

羊城晚报·花地有声： 为什么想写“南中国”的故事？

索耳：我想是从马六甲开始的，马六甲是华人移民聚居地，当地有很多宗庙。在一些华人文化相关的博物馆里，挂有主人和主母穿着官服的画像。许多年前，他们来南洋经商致富，在清朝买官（捐纳）制度的背景下给自己买了官，寻得一种身份认同，还穿着官服去拍照，放在厅里供后人瞻仰。

他们并不想“割裂”自己的来处，反而更愿意在异乡去强化这种来处、传统。包括我在马来西亚看到的很多文化习俗、信仰和礼仪，其实和闽粤文化有很深远的联系，这些都被当地华人所保留下来。

他们要跟外族区分开来、强化自身族群的轮廓，所以更愿意把这些传统保留下来。同时他们也要跟当地的马来人、印度人进行文化上的交融，所以不管是礼仪还是信仰，都被很牢固、认真地传承了下来。

甚至在如今的槟城，你可以看到在一幢现代化的大厦里，供着一座非常原始的大伯公庙或妈祖庙，香火极其旺盛。所以我很好奇，我想去追寻为什么这样。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他们比我更像“华人”。

康有为与“天真的进步主义”

润庭：索耳选了一个很好的时间点——活在20世纪初期的人，既是迷惘的，同时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见证了一场天地巨变。

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一些选择会显得有点好笑、有点天真。比如说，书里面写康有为“换脑子”，这是一个隐喻。在我们今天看来，会觉得这种事情很不可思议，但这也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处于剧烈变动中的人们，他们身上天真浪漫的进步主义。

索耳：现代人可能越来越缺乏某一个历史时期的那种激情——我们往回看的时候，以前的人们带着一种激情去改变、去生活。尽管昙花一现，但那个瞬间非常迷人。

逃出史实之“重”，获得轻盈的写作质地

索耳：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些未确定的部分。我喜欢找一些“空白”，因为空白就有发展、发挥的空间，模糊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界线。我尤其喜欢在这条线上游移，在线的边缘进行各种探索。

我自称是“非人类世界的学徒”，我也只是个“学徒”。我写以前的历史和人物，他们早已不存在了，是“幽灵”般的存在。但我觉得，有时候幽灵说的话可能更直接，所以我在看这些历史切片的时候，会努力拼凑出“他们”的模样。

润庭：如果索耳写的是“幽灵”的故事，那么他的写作本身就是“召唤”，把历史上的人们召唤到当下。召唤哪些幽灵、不召唤哪些幽灵，本身也成为一个问题。我很好奇的是，当你看了这么多史料后，“幽灵”会不会变成某种“实在”。

随着我们对这段历史越来越了解，可能想象力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压抑了，这是历史写作的一个陷阱。但我在《伶仃世》里感受到的，还是一种“轻盈的狂想”，我很惊喜，你能够逃脱史实的重量，获得轻盈的写作质地。

没有中心的、离散的、流动的“南方”

索耳：我不喜欢用“南方”这个词，尽管这是一个很便捷、容易被识别的标签。所以我说的“南方”，其实是我们看待这个疆域范围内所发生的事。在我认知里，它是没有中心的，它就是离散的、多元的，是由不同的声音和语言组成的。

它不像传统长篇一样，贯穿着一致的人物、一个故事、一个主线、一个时间。它本身就是分散的，在不同的时空发生了不同人、不同的事情。在民族国家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这块疆域就是流动的。所有人都可以跨越政治边界进行迁移，他们都是自由流动的。

润庭：南方是流动的、驳杂的、众生喧哗的，也像海洋、像河流一样奔腾不息，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因为它不限制自己，所以它好像没有疆域；但也因为不限制，它好像必然要承受某种命运或苦难……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南方”能不能发声？或者说它发出来的声音，会不会被认为是声音？

就像在《伶仃世》这部小说里，对于疍民来说，上岸或许能提高生活质量，但也似乎让他们失去了“根”，当然这是一种身份象征的隐喻。他们搬到陆地上安居后，或许会带来另一种精神意义上的漂泊。

方言写作里，节奏感比具体语言更重要

羊城晚报·花地有声：《伶仃世》的写作中混杂着福建话、潮州话、客家话等方言，你是单纯享受这种跨语种的表达，还是想通过方言写作，告诉读者一些隐秘的线索？

索耳：用方言写作，很多时候是被塑造。你小时候接触到的、成长经历里接触到的人和事，很可能成为你日后第一时间想到的那个人、那件事。因此，母语永远都是第一选择。如果你现在让我数数，我的潜意识里会用黎话去数，这就是一个绑定的习惯。

但在写作中，我不得不去在闽南语、粤语的语气，和北方方言、现代标准语之间做一个平衡。按我的写作经验，节奏感比具体的语言更重要。不能很生硬地将方言插入文本里，虽然那样可能会很新鲜、很陌生化，但这很难营造互融、舒服的语境。

有时候我会借助文言文作为抓手，或者作为一个“万能插口”，把方言跟标准语之间进行一种结合。比如说表达“你”的意思，在雷州话里读作“汝”；表达晚上的意思，在雷州话里读作“暗暝”，这个词蕴含着唐诗的美感。

事实上，我已经修正了很多遍，最开始的时候，方言的浓度可能更高。这就像配化学药剂，要自己动手把浓度调成最佳比例。哪怕读者可能不认识某个方言词，但能结合上下文语境猜出它的大致意思，这已经足够了。

文｜记者 梁善茵 熊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