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首都师范大学燕京资深教授刘文飞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法》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他以散文式笔法，通俗解读作家的人生、思想与文学创作。刘文飞教授深耕俄苏文学译介近四十年，见证了中俄两国人文交流的历史变迁，被评为中俄人文交流十大杰出人物，是俄罗斯“友谊勋章”获得者。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教育年”启动元年，近日，羊城晚报记者专访刘文飞——

求学之路的两次偶然

羊城晚报：您1977年高考填报的志愿是新闻，后被调剂到安徽师大俄语专业，入学时连一个俄语字母都不认识，后来却把俄罗斯文学当成终身志业，为什么？

刘文飞：当时没有“调剂”这个概念，只要能上大学，大家都欢欣鼓舞。我们班20个同学，只有3人之前在中学时学过俄语，大部分人都是一个俄语字母都不认识。我当时想学新闻，外语和新闻一样，其实都是对外交往。外语系大一、大二有很多关于语音、语法的课程，我感觉有些枯燥。如果这背后没有强大的俄语文学，我可能会换专业。

那时的年轻人都是文学青年，任何一所大学的文学名著都要排队借，读一星期必须归还。还记得我读本科时，借来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高尔基中短篇小说选》，我从教室搬了把椅子坐在教学楼前的棕榈树下，一口气把这本书读完了。还有一次是读竖排版的《安娜·卡列尼娜》，我在宿舍楼下的足球场草坪上，从下午读到晚上，晚饭都没顾得上吃。这两个场景，现在就像电影一样浮现在我脑海里，是俄语文学让我在俄语这条跑道上跑了下来。

羊城晚报：您进入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最初确定的研究方向是高尔基，导师是张羽先生，后转到李辉凡先生门下。是什么契机奠定了您后来的学术研究方向？

刘文飞：本科进入俄语系是第一个偶然，研究生专业是第二个偶然。当时我想报考社科院新闻所的国际体育新闻专业，结果到我考试那年，这个专业没了。我就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招生目录上看，还有什么专业招俄语，改填志愿到外文所。准考证上写的是报考俄苏文学专业，研究方向是高尔基研究。张羽老师是研究高尔基的专家，也是研究室主任，本来只准备招一个人，后来扩招了一位，李辉凡老师是副主任，也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后来我就跟着李辉凡老师做研究。

羊城晚报：您于1989-1990年在莫斯科普希金语言学院进修，恰逢苏联解体前夕，也是中苏文化交流复苏的关键时期。您到莫斯科实地学习生活，和在国内研究学习苏俄文学，感受有什么不同？

刘文飞：1989年去到莫斯科，我以为看到的是全新的苏联，但实际上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陈旧、濒临解体的苏联了，反差非常大。这段时间我在莫斯科去参观了很多和作家相关的名胜，也接触了很多俄罗斯人。在普希金语言学院，有一位打扫卫生的老太太，我有时和她聊聊天。有一次她说：“你说俄语特别有文化。”我心里特高兴，以为是夸奖。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她的意思其实是，我说的话和他们日常用语不一样。我是通过文学来学习俄语，可能情不自禁会用普希金、屠格涅夫的语言来表达，使用的是“过时”的语言，或者说是很“雅”的俄语。

有时走在莫斯科街上，尤其是老城区，我会感受到这就是列夫·托尔斯泰在作品中写到的地方，路人就是俄国文学中那些主人公们的后代。十年后我第二次去做访问学者时，住的地方只和托尔斯泰故居隔一条马路，从窗户可以看到故居的树冠，《复活》就是他在那里写的，我也写了一篇散文《在莫斯科和托尔斯泰做邻居》。

翻译诗歌，AI不如人

羊城晚报：您从本科时开始尝试翻译，深耕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布罗茨基等名家译介近四十年。如今AI技术飞速发展，您认为这对文学翻译有怎样的影响？

刘文飞：当年上语音课、语法课，我觉得枯燥，就开始翻译课本，课本上也有普希金的诗，我把每一句俄语都译成中文。大三的翻译课是我最喜欢的，老师选了很多名著段落，每次我的作业都被当作“范译”给大家朗读，当时我们的翻译工具就只有一本字典。

1990年代我开始正式翻译，为了一个词，可能要花一星期，你明知字典的意思不确切，但又没有更好的途径去查找，最后可能只能求助老师、朋友和俄国人。现在AI能给出很多参考，从这个意义来说，这是对翻译更友好的时代。

AI翻译是先寻找共性，但文学翻译是个性化的，文学存在的前提是语言的个性。我认为，如果说翻译最后被AI取代了，那最后被取代的也一定是文学翻译，是诗歌翻译。我在翻译布罗茨基诗歌时，有人让我试试用AI来翻，试了几次，效果还是不如自己来。年轻人和我说，要不断“投喂”和训练AI，但这也说明AI翻译诗歌是永远走在我的后面的。

羊城晚报：您在新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法》分享会上说，中国当下的文学读者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文学读者。为什么这样说？

刘文飞：首先，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重视外国文学。无论美国还是俄罗斯，走进他们的书店，你看不到这么大的外国文学专区，但在中国的书店，外国文学占据半壁江山。五四运动之后，我们自己的文学传统中断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吸收外国文学之后发展而来的，中国人的文学视野非常开放。其次，中国的文学读者非常清醒，有自己的文学判断。第三，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力量非常强大，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比拟。举个简单例子，无论是今年刚获诺奖的安妮·卡森，还是2025年获奖的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他们都还比较“小众”，但是我们在此之前却都已经有了翻译，可以说我们现在对当代外国作家的译介是一网打尽的。1987年，布罗茨基获诺奖时，中国还没把他翻译过来，这放在今天是不可能发生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契合当下

羊城晚报：近几年国内有一股“陀思妥耶夫斯基热”，《罪与罚》《地下室手记》成为年轻读者的热门读物，很多年轻人会摘抄书中的金句来对照自身的精神困境。您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能击中今天年轻人的心？

刘文飞：实际上他不仅在中国、俄罗斯，在西方也很热门，尽管除了在俄罗斯，就只有中国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从俄国文学来看，普希金好像是为少年写作的，托尔斯泰是为青年写作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为中年人以及中年以后的人写作的。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就像是步入了中年，大家的精神状态都比较疲惫，比较清醒。技术飞速进步，人类发展到了新的阶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似乎更契合当下，有一种充满现代感的观照。今年上海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做了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展览，开展一个多月就有40万人参观，而圣彼得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博物馆，一年的参观者也未必能有这么多。

羊城晚报：近几年，俄语文学经典改编的舞台剧在中国很受欢迎，包括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的舞台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几次中国巡演都很火，还有改编自《战争与和平》的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刚结束巡演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俄语原版音乐剧，以及即将演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俄语原版话剧，正在巡演的布图索夫导演，俄罗斯国立萨蒂利空剧院的《海鸥》等等，您怎么看这类改编作品？

刘文飞：这里面有不少项目我还深度参与过，比如前段时间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的音乐剧《安娜·卡列尼娜》的脚本就是我翻译的。文学是俄国艺术界的老大，可以说是文学中心主义，无论是绘画、音乐、舞蹈、话剧，很多都从文学经典中获取灵感。

羊城晚报：除了从舞台剧走近经典名著，您怎么看当下年轻人对经典作品的“碎片化阅读”？

刘文飞：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阅读方式，碎片化阅读和沉浸式阅读，结果可能并没有什么不同，你都能知道书里讲什么。但这两种阅读方式，对大脑的训练是不一样的。比如你一个一个字读完《战争与和平》，和你在网络上一分钟速读完《战争与和平》的梗概，你的脑细胞发生的变化，你的阅读所达到的思维训练效果，肯定不同。如果说只有碎片阅读，而没有连续的沉浸式阅读，可能慢慢地也会丧失阅读的能力，丧失思维的能力。

文｜记者 何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