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庆假期，排队参观的人流从东莞市博物馆新馆大门一路延伸。开馆首月，这座新馆累计接待观众超37万人次，与博物馆超高人气一同出圈的，是广州欧科打造的AI眼镜智慧导览。

不同于走到哪讲到哪的传统导览模式，这幅AI眼镜不仅能即时识别观众眼前的文物，生成与不同受众匹配的对话内容，还能在你漫步展厅的过程中即时解答提问。

在APEC“中国年”，大量国际宾客来到广东，这款能够翻译89种语言的AI导览，更成了文化交流无障碍的桥梁。外国观众站在“南海Ⅰ号”的瓷器前，无需人工导览，就能通过母语讲解读懂八百年前广货行天下的故事。

欧科的数字技术，不仅让文化遗产得到数字永生，还跨越地域与语言的隔阂，让世界看懂广东的古老底蕴与年轻活力。

“文化遗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逝，数字技术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熟。”在广州欧科董事长熊爱武看来，岭南文脉绵延千年，当文化遗产逐渐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亟待数字技术为其建立起可永续存在的数字生命。这是一场文明与科技的赛跑，这场赛跑，广州欧科已经跑了23年。

在APEC“中国年”的节点上，羊城晚报记者专访广州欧科董事长熊爱武，解码数字技术如何为文化遗产赋予“数字生命”，又如何在人文经济学的语境下，走出一条以科技守护文脉、以产业反哺传承的可持续之路。

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传承者和布道者

羊城晚报：二十三年间，欧科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转折？如何定义企业在文化遗产保护链条中的角色？

熊爱武：2002年公司成立时，我们是一家测绘公司，给城市、土地、文物做数字化采集和建库，那时的模式很单纯——接项目、交成果，项目一结束，我们和这段历史的关系也就结束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文化遗产一旦被数字化，就不再是一张图纸，而是一份可以反复调用、越用越值钱的资产，其中蕴养着滋润中华民族上千年的古老智慧。

我们不该只做采集者，还要做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传承者和布道者，于是我们开始从专业技术的服务商向历史文化数字资源的运营商转型。

如今欧科的核心业务主要分为三段：上游是考古与文保的数字化采集，中游是博物馆和城乡历史文化的数字平台建设，下游是面向观众的AI导览与体验运营。

我们在整个链条里的角色更像是一位翻译，把考古学家、文博专家这些少数群体掌握的专业知识，翻译成机器算得动、观众听得懂的内容。

我们企业的护城河不是某项专利技术，而是长期积累的转译经验。文化科技产业的赛道很窄，但我们扎得很深。

羊城晚报：欧科如何实现人文价值与产业发展的持续正向循环？

熊爱武：人文经济学讲求文化与经济的彼此成就。落到文化遗产领域，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条必须打通的链条。

“五化”模型便是我们探索出的方法论，即数字化留存、知识化沉淀、故事化表达、视觉化呈现、心域化共鸣。

数字化留存是打地基，把文化遗产的物理形态精准复刻下来；知识化沉淀是把零散的数据梳理成可理解、可调用的知识体系；故事化表达和视觉化呈现，是把专业内容转译成公众愿意接近、看得进去的形态；最后到心域化共鸣，让文化遗产真正走进普罗大众的感受和认同里。

羊城晚报：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要警惕技术炫技，欧科怎么把握这个分寸？

熊爱武：我认为炫技的问题不出在技术上，出在技术跑在了叙事前面。

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核心始终在文物本身及其承载的文化内容。好的技术手段应该就像博物馆展柜里的灯光，观众不会记得灯，但会清楚记得它呈现出文物最好的模样。

数字技术让考古过程可逆可回溯

羊城晚报：除了文博场馆，在考古领域，欧科的数字技术解决了传统考古的哪些痛点？

熊爱武：欧科参与的“数字鲸落——‘南海Ⅰ号’考古发掘”项目在去年入选了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考古研究方向全球只有5项入选。

从2009年一直到今天，广州欧科全程参与南海Ⅰ号从发掘到保护的全过程，十几年如一日。我们把三维扫描、倾斜摄影、遥感测量等数字技术集成进发掘流程，每一层、每一件器物的空间坐标和层位关系，在发掘的同时就被精确固定下来。

考古是不可逆的实证科学，而数字技术让考古过程做到了可逆可回溯。16年前我们提出这样的技术手段和理念，在当时应该是非常超前的。

羊城晚报：广东这片土壤，给了欧科企业发展怎样的支撑？

熊爱武：广东开放、包容、务实的特质，恰恰是我们这类文化科技企业最需要的土壤。

技术端，广东的区域创新能力居全国前列，珠三角和港澳的高校、科研机构非常密集。我们与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深圳大学、香港大学以及多位院士团队建立了长期、实质的合作关系，一起啃下文化遗产数字化里的硬骨头、真问题。

业务端，广东的文化遗产资源家底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厚。一方面，粤港澳三地文脉同根同源，文化遗产跨区域保护、活化与协同利用的空间十分广阔，大有可为；另一方面，广东不仅有丰富的水下文物资源，还有大量等待被数字激活的海丝史迹、红色遗址等类型多元的岭南文化遗存。

【记者手记】

在快速迭代的技术浪潮里坚持长期主义

采访过程中，熊爱武多次提到长期主义。在技术手段快速迭代、产品周期以周计、以月计的环境下，这一词汇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文化遗产和数字经济是两条鲜有交集的线，前者讲求保护和传承，后者讲求效率和流量。但在熊爱武的企业发展逻辑里，两者并不冲突：上游给文明做备份，下游给博物馆做生意。保护花的钱，从人文价值里长出来，再反哺到保护里去。这就是欧科理解的人文经济学，让五千年的心脏，跳出新鲜的血液。

熊爱武和记者坦言：“文化领域不是赚快钱的行业，它需要沉静下来，给它一点时间。南海Ⅰ号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这一行需要长期主义，也需要有一份工匠精神。”

在一个什么都讲究“快”的时代，一家做文化科技的企业，却把“慢”和“时间”挂在嘴边，这种反差本身，就是人文经济学最生动的缩影——在人文经济学的语境里，文化与产业从来不是单向给予，而是双向滋养。这份滋养，其实也落在每一个亲身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人身上。

采访尾声，我大概理解了她采访中说的那句话：“技术应该像博物馆展柜里的灯光，观众不会记得灯，但会清楚记得它呈现出文物最好的模样。”

统筹丨朱绍杰 孙晶 周欣怡
文、视频丨记者 何文涛
图丨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