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分赢下保研第二天就被室友举报”登上微博热搜。

这篇深度长文指出，保研季结束，一些学生却提前进入“防举报”状态：刻意疏远室友、不敢发朋友圈、把吹风机寄回家。有保研第一的学生三年独来独往、去向保密；有学生被室友当面举报，虽查无问题仍流言缠身。举报经历在网上流传成“避坑指南”，又让下一届学生陷入新的恐惧。

文章还引述了一位高校辅导员的说法称，这几年，学生之间互相的举报明显变多了。很少有举报是出于维护规则的公平性，更多是落选者对竞争成功的同学发起缺乏实质证据的举报，这些举报也没有成功。关于举报的想象，让一些人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

这篇文章所指出的情况并非孤例，社交媒体上有大量避雷帖，“考研出分后要管好嘴巴，父母也不要告诉”“考研复试被闺蜜举报”，甚至流出了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梗——保研丹：把别人炼化成自己的保研名额。

其实，在社会领域中并不乏恶意举报者。但当场景发生在大学校园，发生在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身上，人们还是被鲜明的反差感刺痛：年轻人本是社会进程的推动者，是最不吝啬善意释放的群体，竟仍不能免俗地陷于恶意举报的窠臼。而那些因忌惮举报而早早将自己原子化地隔绝于社交网之外的年轻人，他们又会丢失什么？

心理学上讲，一个人关于“我是谁”的主体性，依赖于与他者的互动中逐渐确认。但是，当大学生在校园实现了“超速”般的社会化，保守与封闭之下，年轻人或许少走了一些试错的弯路，却也可能丢掉了自己一生最珍贵的东西——大学是学业的终点，却是人生的起点，相比相对纯粹的同学关系，今后职场的筛选与竞争只会更为激烈，这些心智过度早熟的年轻人，令人担忧他们的未来如何能守住底线、实现自洽。

更令人忧心的是，年轻人在本该最烂漫的年纪把庸俗圆滑的处世之道了然于胸。在关于此类话题的评论中，常常能看到年轻人两类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方是旗帜鲜明批判恶意举报者的精致利己主义，而另一方虽然也对恶意举报持批判态度，但也承认，“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一个成功的人应该具备精致利己”。潜在话语间，还是对丛林法则的变相承认。还有年轻人重申——事已密成。

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原本可以脱口而出的对真实世界的抒发、对学业的思考，成了一道需要提前预设、提前算计的题目，年轻人会因此丢弃应有的活力，社会也将丢弃这些年轻人本应凭借一腔热情而激发出的社会活力。

对此的反思大多有两种，第一种是年轻人道德感的缺失，第二种是认为大学高中化、教育内卷化，功利裹挟让年轻人失去了道德自律感，大学应该从体制机制上重塑教育生态对学生心态的影响，这两种观点当然需要有，但似乎还不够。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不乏看到举报类话题引爆舆论。一些事后虽被查实虚假的举报在当时却能裹挟公共部门对当事人施压，且能屡试不爽。这些举报还常常来自对一个人过往发言中蛛丝马迹的审视。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和眼下正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举报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

所以，与其说是年轻人突发的道德沦丧，倒不如说一些复杂幽微的社会情绪传导到了大学，发生于学生间的举报恐怕很难和整体的氛围切割开来看待。大学这个小舆论场终究还是受社会这个大舆论场的支配，在追问大学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也不妨思考一下社会发生了什么。

当下，考研—上岸—考公考编已经成为不少年轻人的选择。就在前不久，有大学因为引进智慧系统检测抬头率的问题引起关注，而有文章采访一些高校老师和学生指出，低迷抬头率和活人感缺失下，其实也有学生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被“卷”填满的待办清单，让他们“很难有心情去享受有趣”。

年轻人的自由宽容，不只取决于本性，也来自于一个多元而充满希望的未来的承诺。当未来的赛道单一而拥挤，一些美好的气质很容易被竞争的冷酷而遮蔽。这里并不是为那些失去道德底线的年轻人张目，只是在阐述一个道理，人是受环境所影响的物种，在强调道德自律的时候，社会也应给予他们一个与他们的年纪相适配的自由、宽容、多元的选择环境。

恶意举报终究是一个社会的负资产，而年轻人身上所释放的天真烂漫和理想主义却是一个社会的正资产，我们要呵护好年轻人。

（羊城晚报•羊城派综合自新黄河、海报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