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在哪里看到家政女工的名字，招聘启事、排班表或者工资条？而这一次，她出现在《求是》杂志的作者署名里。

2026年第15期《求是》杂志集中刊发了四名普通劳动者的文章，其中包括家政女工李文丽的《打开书和拿起笔，什么时候都不晚》。

李文丽曾用一部手机在工作间隙完成了近20万字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我在北京做家政》，该作品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永久收藏。

《求是》杂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机关刊物，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

家政女工在党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文章是怎样一种心情？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李文丽，请她谈谈这次特别的写作经历以及背后的故事。

谈发文
激动又紧张，多了信心和勇气

羊城晚报：当您接到邀请在《求是》发表文章，第一反应是什么？您之前了解这本杂志吗？

李文丽：6月30日那天，是个让人难忘的日子。我和雨素（指“范雨素”，记者注）、小海、王晚及王柳云五人，参加了《求是》杂志社主办的小型“新大众文艺创作谈”活动。几位杂志社的老师们对我们这些一边打工一边创作的故事特别感兴趣，不但给予我们热情鼓励，还和我们一起讨论了各自在写作方面的心得体会。

活动结束后，编辑老师说，之前看到了我写的文章，非常真诚和朴素。现场听了我们的交流讨论后，就更想让我把自己的写作故事写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写作故事。这让我心里激动又紧张，《求是》杂志可是我们心目中最神圣的期刊啊！读小学和初中时，我经常在村委会办公室和学校的阅览室见过它，当时它的名字叫《红旗》，那可是刊登重要文章的刊物啊！

上次雨素曾在上面发表过文章，我们文学小组的老师、文友们都特别开心和激动。我更是佩服雨素的写作能力，也为她感到骄傲和自豪。没想到我自己的文章也能被刊登，我知道这是因为我遇上了最好的时代。党和国家对新大众文艺的重视和激励，让我这样的普通人也可以融入其中，这是我的荣幸，也是这个时代的进步标志。

羊城晚报：您抱着怎样的想法写下《打开书和拿起笔，什么时候都不晚》？希望向读者或者工友传递什么？

李文丽：在编辑老师的鼓励下，我经过好多天的思考和斟酌后，才写下这篇关于自己成长经历的文章。我想以一个活生生的自己为例子，把我这个没有多少文化水平，从小到大一直淹没在锅碗瓢盆家务事里的农村女人，用自身经历的这些真实故事告诉那些和我一样曾经迷茫、困惑却又怀揣梦想的人们：

人生没有一成不变的命运，没有什么上天注定的结果。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以及脚踏实地的努力，哪怕身处绝境也会有一线生机的出现。文字是一种特别神奇和有力量的存在，它能够跨越时空和地域，把所有的美好和温暖传递下去。而任何时候打开书和拿起笔，都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生命力。

羊城晚报：这是2026年第5期刊发范雨素《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后，《求是》杂志又一次推出新工人文学小组成员的文章，作者包括您和王计兵、陈年喜、小海。从一个劳动者发文到一群劳动者集体发声，您怎么看待这个变化？这对您接下来的写作有帮助吗？

李文丽：这个变化，应该就是新大众文艺的特征吧！它让更多和我一样的普罗大众，从不同角度表达自己的想法、观点、情感和感受，从而推动整个社会文化多元化发展和创新的一种文化现象和精神风貌吧！这对我以后的写作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让我更加有信心和勇气去创作出属于自己独特风格的好作品来。

羊城晚报：您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身边的工人文学小组成员有留意到吗？关于这件事你们有进行讨论交流吗？

李文丽：文章发表之后，我们文学小组公众号第一时间转发，老师和文友们纷纷点赞转发留言。大家就我们的文章展开讨论和交流，让我们分享写作心得和经验。大家表示，身处新大众文艺时代的今天，普通人的写作能被更多人关注和认可，是一件值得珍惜的事情。同时大家一定要坚持学习，写出更多好作品，争取在刊物上发表和出版。

不只是在我们文学小组，我身边许多和我一样喜欢文学的普通人，在看到我们的故事后，纷纷表示一定要拿起笔来，重拾自己的文学梦。

谈成名
“文学让我重启人生”

羊城晚报：自从《我在北京做家政》一书出版后，您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回顾一路走来的经历有什么感受？

李文丽：2018年我参加新工人文学小组，跟着老师、学友们一起学习写作，本来是想把自己内心的许多想法记录下来，没想到竟然也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书。以前的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不幸的人，是一个没用的女人，现在我通过文学才知道，是自己的认知有问题。

出版书、受邀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我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且没有深厚写作功底的人来说，不是自己有多厉害，而是我有幸来到了新工人文学小组，遇到这么多良师益友，遇到了新大众文艺的发展机遇，这才让我一步步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也走向文学为我重启的另一扇大门。

我除了感叹自己幸运之外，同时也深深地感到一种责任和担当。做为新大众文艺写作者的一份子，一定要谨言慎行、实事求是，保持真诚善良和朴素本色，创作出有价值有意义的好作品来。

羊城晚报：过去，文艺作品里的家政工、农民工，多是别人观察、描写的对象，这一次是劳动者拿起笔谈创作。您觉得“自己写”和“被别人写”，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李文丽：“自己写”是写我们看到的、感受到的和想到的以及我们内心想要表达的。“被别人写”则是别人眼里看到的我们，有些东西可能没被看到，他们会根据猜想写或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写。比如，在别人眼里，我们做家政的人“很赚钱”——不少人认为女性除了能在自己家里做家务、带孩子、照顾老人，还能到雇主家做事挣到钱。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看似轻松简单的工作，背后却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和无奈。

其实，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想写出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必须得亲身体验、深入了解、仔细观察和调查研究，才能写出生动鲜活、打动人心、有价值的好文章。

羊城晚报：《求是》杂志今年第5期刊发了范雨素的文章。您曾说过，当初走上文学之路是受范雨素经历的触动，她的经历“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低沉晦暗的心”。多年后，您与她同样作为新大众文艺作者出圈，同样在《求是》上发表文章，您有注意到这种奇妙的缘分吗？

李文丽：和雨素相比，我觉得自己还差得很远。但和她在一起，和文学小组的老师、文友们在一起学习交流，这真的是命运给予我最好的馈赠，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相遇。是文学让我重启人生，让我有缘遇见这么多志同道合的老师、朋友们，这确实是文学带给我最奇妙的缘分啊！

谈写作
想写出一部真正的小说

羊城晚报：以家政工身份从事写作多年，您既是普通劳动者，也是作家，您怎么看待这两种身份的交融？

李文丽：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作家这个身份我还不达标。写作只是我的业余爱好，能把自己所思所想和感受，在劳动的间隙记录下来，不仅是对自我精神世界的充实和慰藉，也是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和有意义的一种表达方式。我希望自己在未来能够写出一部真正的小说时，再以作家的身份来面对大家。

羊城晚报：您平时怎么开展写作？如何安排做家政与写作的时间？

李文丽：做家政时我都是住在雇主家里的，每天忙完一天的工作后，等雇主家人都休息后，我才在自己的房间开始写作。我用手机拼音打字，为了不影响别人，我几乎是不开灯打字，这也导致我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我觉得写作是自己的爱好，也是私人的事情，不能影响雇主家的事。而写作、画画却又能让我从中获得乐趣和收益，所以我觉得这两者并不冲突。

羊城晚报：今年10月，您的新书《地里的洋芋花开了》出版，接下来有哪些写作计划？

李文丽：第二本书出版后，我仍然还在继续写作，这些年因为生活离开故乡（甘肃平凉），可在我的梦里经常出现故乡的人和事。也因为一些人对我的故乡不太了解，所以在后面的写作中，我尝试把我的故乡写一写，用我的视角和感受去描述它，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它的美丽和魅力。希望故乡在我的文字里更加美好，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它。

文｜记者 鄢敏
图｜受访者供图
海报｜陈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