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先生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孙中山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始终与广东这片土地紧密相连：在中山翠亨村成长立志，在广州组织起义、建立政权、兴办教育，在韶关部署北伐，在惠州指挥东征，在梅州联络各方、谋划讨伐军阀……今天的南粤大地上，因此留存下众多镌刻先生足迹的历史建筑。

值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我们以建筑为媒，重温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滚烫岁月，继承并发扬先生的思想精神，赓续振兴中华的宏愿。

少年萌志 确立革命初心

广东省中山市南朗街道翠亨村，依山濒海，风光秀美。沿乡间小路行去，远远便能望见一栋赭红色、饰有西式拱券的两层小楼——这里就是孙中山故居。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于翠亨村一户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他自幼饱尝农家艰辛，“早知稼穑之艰难”。又常听村中太平天国老兵讲述反清往事，对洪秀全的抗争精神心怀敬佩。翠亨村面朝南海，水连港澳，地处对外交流的前沿要冲，历史上渐渐孕育出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故土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气，对孙中山开放思想的形成影响颇深，也早在少年时便在他心里埋下了向往远方的种子。

因渴慕外面的广阔世界，孙中山决心走出乡关。1879年，他随兄长孙眉远赴檀香山，后又赴香港求学，接受了较为系统的“欧洲式”教育。怀着学医救人的信念，他转而攻读医学。常年往返于家乡与香港，在中西社会的鲜明对比之下，孙中山萌生了“改革中国之恶政治”的想法。

1892年初，在孙眉资助下，孙中山亲自设计并主持修建了如今的孙中山故居。故居主体为砖木结构的三开间两层楼房，中西合璧：外立面设七道赭红色连续拱券，内部则保留岭南传统民居格局。这番设计，正是他早年接触西学、取法西方的开放姿态的写照。

故居内的书房敞亮整洁，家具陈设按原貌有序摆放。这里既是孙中山的“临时诊所”，也是他思考救国良策之地。故居建成同年，孙中山取得香港西医书院签发的行医执照，先后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也常返回翠亨小住，在家中书房为乡邻诊病。因广泛接触官僚、乡绅与商贾，他看透晚清官场积弊，渐渐坚定了“非锄去此恶劣政府不可”的决心，由“医人”走向“医国”。

也是在这间书房里，孙中山写就八千余字的《上李鸿章书》，试图向这位朝廷重臣进言，借上层之力推动中国变革。这份写于1894年的政见书，主张在教育、农业、工矿、交通诸端借鉴西方，谋求国家近代化。然而，上书无果。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林家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磊主编的《孙中山评传》写道：《上李鸿章书》的内容尚属维新思潮范畴；而当孙中山意识到维新思潮的局限、认清清廷的腐败之后，革命意识很快被激发，从此踏上开拓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新征程。

1894年起，孙中山先后创立兴中会、组建中国同盟会，策动多次反清武装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掀起辛亥革命高潮，各省纷纷响应，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推动下，中华民国于1912年成立，可惜革命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此后北洋军阀掌权，国内陷入军阀混战。

愈挫愈奋 坚守救国之志

广州江湾桥畔，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巍然矗立；梅州大埔县凤翔山下，三河中山纪念堂掩于葱茏林木之间。一临珠江潮声，一枕韩江流水，两座建筑遥遥相望，共同承载着孙中山为捍卫民主共和、谋求国家统一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记忆。

1917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废弃国会与《临时约法》，践踏民主共和。危难之际，孙中山率海军南下广州，建立军政府，与北洋军阀政权对峙。同年9月，孙中山在谘议局宣誓后就任海陆军大元帅，选定珠江南岸的广东士敏土厂作为大元帅府驻地。

大元帅府现存门楼与南北两栋主楼：二层门楼匾额两侧饰“五蝠拱寿”纹样，正中悬“大元帅府”木匾，古朴庄重；南北主楼为三层砖木石钢混凝土结构，每层四面环绕回廊，是典型的“券廊式”建筑。连续砖砌拱券、装饰线脚、陶土宝瓶栏杆与竹节形排水管相映成趣，西式形制与岭南匠意交融，独具风貌。

“广州军政府的成立及孙中山就任大元帅，使广州成为全国瞩目的护法运动中心。”孙中山研究专家、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教授曾庆榴认为，孙中山此次南下意义重大。然而，护法运动终因西南军阀的阻挠破坏宣告失败。1918年5月，孙中山辞去职务，愤然离开广州。

由穗赴沪途中，孙中山抵汕头，搭乘“协和”号火轮沿韩江北行，5月26日抵达大埔县三河坝。

孙中山在三河坝停留五日，下榻汇城村天主教堂。其间，他与胡汉民等人商议联合粤、桂、滇三军，筹划粤军入闽讨伐北洋军阀，谋求国家统一；又溯梅江而上至松口镇，看望同盟会会员谢逸桥、谢良牧兄弟，勉励当地民众为革命出力。6月1日，孙中山离开三河坝，经汕头转赴上海。

大埔县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余敏认为，孙中山此次三河坝之行，有两方面意义：一是鼓舞了粤军士气，促成粤军迅速入闽讨逆，建立起“闽南护法区”，粤军因此彻底摆脱了桂系军阀的控制，为革命党人保留和发展武装实力；二是激发了大埔人民的爱国之心，不少仁人志士继而以孙中山为榜样，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潮流之中。

为铭记先生此次三河坝之行，同盟会会员、大埔籍侨领徐统雄于1928年倡议修建中山纪念堂。他远赴南洋发动华侨捐资，促使建筑于1929年落成。纪念堂是一座钢筋水泥构筑的希腊式二层小楼，正面设西式柱廊，顶部三角形山花之上悬“中山纪念堂”匾额。堂前立石华表两根，并铸孙中山全身铜像。步入堂内，上方悬先生亲笔手书“博爱”二字；正堂陈列人物蜡像，栩栩如生，还原了当年孙中山等人议事的历史场景。

虽然护法运动在广州受挫，但秉持“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厉）”的信念，孙中山始终坚守革命初心。1923年2月，他重返广州，再度于士敏土厂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纪念馆南楼三楼东北角，是孙中山当年的办公室——他曾在此批阅文书，潜心探索救国新路；走廊一隅的藤桌藤椅间，他执笔撰写《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勾勒民主共和国的建设蓝图。

1925年7月，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1917至1925年间，诸多影响中国近代进程的重大决策在此酝酿成形：领导护法运动、改组国民党、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发起东征北伐……国民革命由此掀起高潮。

高瞻远瞩 亲手创办文武学校

在孙中山的关怀与擘画下，国共合作在广州孕育了广东大学（后更名为中山大学）、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这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如何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整个革命序列之中，既需有人挺身扛起长枪，也需培养一批人，以世界上最新的学理与技术，改造整个中国。”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安东强如此概括两校成立的背景。

在确立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大”闭幕后不久，1924年2月4日，孙中山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名义，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名为“国立广东大学”。1925年，广东公医医科大学并入；1926年，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文、理科并入中山大学，学校迁入原岭南大学康乐园校址。

孙中山与中山大学渊源深远。如今，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内，一座“孙逸仙博士开始学医及革命运动策源地”纪念碑，诉说着他1886年在该院前身广州博济医院求学的往事。

而如今的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里，怀士堂上“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的题字，向一代代学子传递着先生的谆谆教诲。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应邀到访岭南大学，孙中山在怀士堂发表演讲，留下箴言：“我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他还呼吁广兴大学、培育栋梁，提出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应当扛起建设国家的重任。

国立广东大学组建期间，孙中山对师生关怀备至。1924年1月底至8月，他先后16次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三民主义。怀士堂后的南草坪上，立有中山大学校训，这十字训言亦得自孙中山先生。1924年11月11日，国立广东大学举行成立典礼。彼时孙中山即将北上，特派时任广东省长胡汉民为代表赴会，送上亲手书写的训词：“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份训词后来定为中山大学校训，成为中大恪守不渝的办学理念与治学传统。

同样被孙中山寄予厚望，并以培养革命人才为宗旨的，还有长洲岛上的黄埔军校。

1924年6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与苏联顾问的协助下，孙中山以“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创建黄埔军校。这是中国现代第一所培养革命骨干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史1924-1927》载：“在黄埔军校的组织中，除了党代表，还专设政治部，专门从事政治教育与训练。这是黄埔军校不同于以往各种军事学堂、军官学校的主要特点。”

今天的黄埔军校旧址已建成纪念馆，由校本部、孙中山纪念室、孙中山纪念碑等组成。来到纪念馆前，两柱牌坊式的军校大门首先映入眼帘，门楣上“陆军军官学校”六个大字笔骨铮铮、气韵雄浑。大门两侧墙面书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训，孙中山先生对民主革命的殷殷嘱托，穿越百年依旧振聋发聩。

孙中山最后一次到访黄埔军校，是1924年11月13日。受冯玉祥之邀北上商讨国是之前，他特地到军校与师生道别，勉励大家甘愿为革命牺牲，广东大学师生五百余人亦到场聆听教诲。即便卧病北京，孙中山仍心系军校，得知以黄埔教导团为骨干的东征军在第一次东征中节节胜利，特致电祝贺，并慰问随军东征的学生。

黄埔军校在广州办学虽仅数年，却为国共两党培育了大批军政人才。大革命时期，师生挥师讨伐军阀；抗日战争年代，一大批黄埔将士浴血守土，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厚重篇章。

精神长存 融入城市血脉

提起广州的地标建筑，今天矗立在越秀区东风中路上的广州中山纪念堂绝对绕不开。这座不朽的丰碑，承载着广州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全世界华人对孙中山先生的深切缅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举国悲恸。

为永久缅怀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1925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广州筹建中山纪念堂，选址于孙中山曾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总统府旧址，即今越秀山南麓。建筑于1931年落成，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孙中山纪念堂。

纪念堂由著名建筑师吕彦直主持设计，巧妙融合中国传统宫殿形制与西方建筑技术，堪称中国近代建筑史上中西合璧的典范。

建筑采用十字形平面布局，以南、北重檐歇山和东、西单檐抱厦式样，拥簇着中央八角攒尖琉璃瓦尖顶，四层飞檐出翘，组成一个有机的组合式屋顶。内部采用钢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相结合技术，形成中间无立柱的大跨度空间，在当时属创举。

建筑的形制与装饰，处处承载着对孙中山革命理想的尊崇。正立面抱厦檐间镌刻的“天下为公”四字素朴庄严。中山纪念堂北侧的越秀山越井岗顶，矗立着同为吕彦直设计的中山纪念碑。碑与堂沿中轴线南北对望，构成一套完整的纪念建筑群。

广州中山纪念堂文史专员徐楠评价：“（中山纪念堂）这种建筑形式，切合‘以庄严固丽而能暗合孙总理生平伟大建筑之意味’的要求，充分体现了建筑的精神美与技术美。”

自落成起，中山纪念堂便成为广州近代城市中轴线上的重要地标。这里是大型集会、纪念典礼与重要政治会议的举办地，见证了无数重大历史瞬间——1945年9月16日，广州受降区侵华日军签字投降仪式在此举行，中山纪念堂由此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见证地。

此后，这里还举办过广东省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改革开放后广东省历次孙中山诞辰纪念大会等重大活动。2008年11月，纪念堂园区对外开放（主体建筑与陈列馆除外），成为广州首个免费开放的市属大型公园。它同时也是广州重要的文艺舞台，常年上演音乐会、戏剧与艺术展览。

历经九十余载风雨，如今的中山纪念堂集纪念、研学、文旅、会议、演出功能于一体，堂内常设“以伟大之建筑 作永久之纪念”展览。它早已不只是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宏伟建筑，更是广州城市文化的精神坐标。这座立于城市中心的殿堂，见证着羊城的时代变迁，承载着这座城市的革命记忆与精神追求，将先生振兴中华的理想融入城市血脉，代代传递。

联合出品：
 广东省政协办公厅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社）

 鸣谢（排名不分先后）：
 张金超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
 安东强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
 曹 劲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文｜记者 谢婉莹 周欣怡
 图｜广东省政协文史馆提供
 统筹｜朱绍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