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11月18日至19日，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即日起，羊城晚报·羊城派推出“APEC访谈”系列报道，对话APEC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在思想碰撞中读懂这场盛会之于中国、之于亚太、之于世界的分量。敬请垂注。

APEC成立37年来，有着怎样的演变进程？中国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有何意义？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将带来哪些新气象？在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幕前夕，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委员杨泽瑞接受羊城晚报独家专访。这位多年深耕APEC研究的专家，以亲身参与的视角梳理了中国从参与融入到主动引领APEC进程的清晰路径，并指出，这次在深圳举办的会议，将为亚太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三重变化：环境之变、内容之变与格局之变

羊城晚报·羊城派：您从事APEC相关研究多年，能否请您谈谈APEC有哪些变化？

杨泽瑞：1989年成立的APEC至今已有37年了。沧海桑田，无论是全球局势、地区态势还是APEC本身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我看来变化主要有：

第一是APEC合作面临的全球与区域环境剧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导致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进程放缓，冷战结束后的“黄金三十年”按下了暂停键。这对APEC开展合作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但总体说来情况更复杂、困难更多。

第二是APEC合作内容从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转向全方位经济贸易合作，特别是以“发展”为核心和导向的合作。这一方面是因为2019年之前APEC在降低关税、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时代对合作的内容有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2020年APEC设定的新愿景“2040年亚太共同体”，需要更全面、更深入的合作。

三度主场：中国从参与到引领的清晰轨迹

羊城晚报·羊城派：中国已先后在上海、北京两度主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26年深圳将成为第三座主办城市。在您看来，中国三度主办APEC意味着什么？中方可能贡献哪些新的“中国方案”？

杨泽瑞：中国1991年加入APEC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样，是对外开放进程中最重要的几件大事之一。三次主办APEC会议反映了中国“从参与到引领”亚太地区合作，三次主办APEC会议的意义各不相同。

2001年的《上海共识》更多强调建设稳定、安全和繁荣的亚太大家庭，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以应对全球化和新经济的挑战。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APEC北京会议发布了《北京纲领》等重要文件，启动了亚太自贸区进程，铺就了APEC互联互通蓝图，为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凝聚广泛共识。可以看出，“中国方案”在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等领域更具体，有理念、有目标、有实招，这是推动亚太合作的关键。

近年来，我们在APEC里日趋积极进取，引领APEC进程日趋明显。中国不仅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如亚太命运共同体等，也积极推动本地区原有理念的落实，如亚太自贸区、亚太互联互通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已经是APEC进程的积极参与者、未来方向的积极探索者，正以积极参与的姿态提升自身话语权和发挥影响力。

今年，深圳会议的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是APEC首次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为会议主题。

深圳坐标：为亚太合作注入新动力

羊城晚报·羊城派：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中国举办，对于中国参与亚太经济治理、稳定外部预期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杨泽瑞：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亚太共同体”建设面临空前复杂的全球与地区环境，地区合作面临何去何从的难题。如何趋利避害、减少对亚太经济合作进程的扰动，是APEC各经济体不得不面对的难题。科技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需要全球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但逆全球化、逆区域化趋势使世界经济体系面临分裂的风险。

APEC“中国年”为亚太合作打下“强心针”，特别是以更高水平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将其打造成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最具实质性和标志性的成果，无疑是APEC合作进程的标志性大事。

APEC深圳会议将推动APEC强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以适应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新特点和新趋势，维护亚太经济的开放性，有效抑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受到结构性破坏的风险。

羊城晚报·羊城派：您对本届会议最关注的方面是什么？

杨泽瑞：今年APEC合作的三大优先领域是“开放、创新、合作”，目标是在推进贸易投资合作、深化自贸区建设、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加强数字经济合作、促进普惠包容发展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共识。

深圳会议我最关注的议题是亚太共同体建设。 APEC2020年通过的《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我们展望到2040年建成一个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实现亚太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共同繁荣”——是APEC进程的新灯塔，是亚太地区对APEC “后2020年时代”议程的新共识。

APEC打造“贸易和投资”“创新和数字化”“强劲的、平衡的、安全的、可持续的和包容的增长”三方面经济驱动力来实现这一愿景。深圳会议强化APEC 2040年新愿景设立的三大优先领域的规划和实施，全面推进亚太地区的创新和开放合作，使亚太共同体建设的路径从“有形”向“有效”提升。

湾区机遇：从办会热度到长久受益

羊城晚报·羊城派：对于广东而言，APEC会议的举办，带来的不只是会期热度。您认为广东应如何把这次办会的势能，转化为制度型开放和参与亚太合作的长期红利？

杨泽瑞：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广东提供了难得的承办我国“主场外交”机遇。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广东不仅是我国的经济重地，也是亚太地区经济重镇，是亚太供应链及经贸网络中重要的一环。

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围绕亚太共同体建设主题，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三大优先领域，为广东深化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提供了参照与对比，为数字经济、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绿色低碳等领域的先行先试提供了坐标。APEC会议上的讨论与共识可以转化为地方制度型开放的政策举措，为国家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积累地方经验。

以APEC互联互通为例。该领域包括基础设施、机制和制度、人文三方面互联互通的内容。广东在此三方面拥有显著优势，特别是跟东南亚各国可以在机场、港口、海关等领域搭建长效合作平台，促进规则融通与人文交流，打造“APEC+”高端合作平台，建设APEC成果转化与项目落地中心，做好合作项目的跟踪孵化，将会议红利转化为长期的合作平台，以人才互通和民心相通为亚太经济融合提供坚实的社会根基。

羊城晚报·羊城派：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涉及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种法律制度。在您看来，这种独特的结构能够让大湾区在APEC框架下承担起哪些其他区域难以承担的角色？而深圳作为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之一，又能够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杨泽瑞：粤港澳大湾区形成的“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种法律制度”格局，恰恰是其在全球区域合作中最具辨识度的制度资产。这种独特的结构，赋予了大湾区在APEC框架下承担多重不可替代角色的能力，是亚太多元合作的“微缩试验场”。

APEC涵盖21个经济体，各经济体在制度形态、发展阶段、规则体系上差异显著，区域一体化推进阻力较大。而大湾区探索出的“存异求通、务实增效”治理范式，证明了合作无需以制度同质为前提，协同无需以制度对齐为代价。这套经验对APEC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弥合成员间规则分歧，提供了真实可落地的参照方案。

羊城晚报·羊城派：对于深圳而言，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举办，将带来什么利好？深圳该如何把“办会”变成“长久受益”？

杨泽瑞：对于深圳这座城市而言，不仅是一场短期的“流量盛宴”，更是推动城市升级、产业深度融入亚太的历史性契机，它为深圳带来国际交往能级跃升与制度红利。

深圳正从单纯的APEC办会城市，升级为“对话城市”和“机制参与者”。APEC之后，深圳还将承接更多产业对接、标准研讨和城市间交流，让一次性的主场变成常态化的合作接口。通过建立日常化的APEC项目申报与协同机制，推动更多深圳前沿项目参与APEC项目体系，在多边合作中发出“深圳声音”、贡献“中国智慧”。

羊城晚报·羊城派：如果请您用一句话向亚太的年轻一代描述APEC，您会说什么？

杨泽瑞：这是一个合作的平台，事关亚太地区的未来，需要年轻一代继续理解与呵护。

羊城晚报·羊城派：当前亚太存在多种区域合作机制并存、相互竞争的局面。您认为APEC如何保持其“主渠道”地位？

杨泽瑞：APEC推动了亚太地区30多年的和平、发展与繁荣。APEC成立以来，地区人均收入翻了两番还要多，10亿以上人口成功脱贫，实现了大发展、大繁荣、大融通，极大增进了数十亿民众的利益福祉。今天的亚太地区占世界人口1/3、世界经济总量逾六成、贸易总量近一半。

亚太共同体建设展现出推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区域开放、包容发展的积极姿态，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区域合作、新产业革命、创新增长带来新动力，为地区及全球经济注入强心剂。

当然，亚太共同体建设进程将是曲折、复杂的。因此，既要理想化也要现实地看待APEC亚太共同体建设，一方面，作为地区合作的终极目标需要我们坚持和倡导；另一方面，也要清楚建设亚太共同体这一目标本身，就是为了地区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幸福。

统筹｜董柳
文｜记者 丰西西
海报设计｜陈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