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常在两重维度里安放身心：一重是“无何有之乡”的旷野，一重是“胶庠之地”的学园。前者拆去藩篱，让精神向天地敞开；后者立起门规，替读书人守住一方清朗。本期两文，恰成呼应。

吴承学先生撰《庄子的自我书写》，指出在孔孟的自我修养与老子的哲理化言说之外，《庄子》始将“我”写得有血有肉。但若只看到那位濮水垂钓、处穷不改其志的庄周，还只读出了“单面镜像”。它更像一面“多棱镜”——将自我人格分化、折射，既凝于游刃有余的庖丁、削木忘身的梓庆，也化入九万里鲲鹏与栩栩然蝴蝶。

后人读庄，常惑于其既讲“至人无己”“吾丧我”，书中何以又有浓烈的自我色彩？答案是：“无己”非消灭自我也，乃超越固化之边界。正因破界无执，庄子的“我”获得了极大弹性，流向他者与万物，并在后世“化身”为陶渊明的五柳、李白的大鹏，以及苏东坡于黄州惠州儋州间的“不系之舟”。

向内超越、泛乎沧海是一种潇洒，而向外担当、守正不阿，则是王瑞来先生在《“无故乌得辄入？”》一文钩沉的南宋风骨——

南宋绍兴年间，朝廷派出“逻卒”刺探察访，一日竟闯太学。时任太学录的吴儆当即将逻卒拿下痛责：“国有令，汝无故，乌得辄入？”逻卒自此未敢再至。作者透过《宋史翼》与宋人行状的历史细节揭示：吴儆依仗的不仅是个人果决，更是宋代百余年士大夫政治涵养出的人格自觉，以及“国有令”的制度理性。太学是育才之地，守住这道门槛，便是护住士子治学论议的空间。

一文一史，一弛一张。庄周在蝴蝶梦中松动了物我边界，心灵无限远游；吴儆在太学门前重申了“国有令”，现实寸步不让。千载之下，中国读书人最通透的活法，大抵便是心有“不系之舟”的旷达，身怀“护门之勇”的担当——既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亦能“风裁峻整，临机果决”。  

文 | 潘玮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