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宋史翼》卷一四《吴儆传》，笔者看到这样一段记事：

儆性慷慨好刚，遇事敢为，无屈挠。初在太学，时天子以逻卒廉外事，且至胶庠，儆执而笞之曰：“国有令，汝无故，乌得辄入？”此卒帖耳受笞去，不复至。

“逻卒”，就是巡逻的士兵。吴儆生性刚直，敢做敢为，早年他在太学时，恰逢皇帝派遣逻卒打听外面的情况。逻卒到太学的时候，被吴儆逮住了，以违反国法、擅闯太学为由，痛打了此人一顿板子。逻卒也乖乖接受了处罚，并且没有再来。笔者对这件史事很感兴趣，便想详细了解一下，于是又进一步翻阅了《新安文献志》卷六九所载宋人程卓撰写的《竹洲先生吴公行状》，这篇文章对该事的记载较《宋史翼》稍详：

初，公未第为太学录，时天子厉精，以逻卒廉察中外。一日且至胶庠，公曰：此曹挟小忠簸弄耳。今闯足至此，异时六馆之士，以非所宜言与大不敬论报，岂不上累圣朝？执而笞之，曰：国有令，汝无故，乌得辄入？卒噤，受笞去，不复至。盖公之风裁峻整，临机果决，已见于为布衣时。

读这段记载可知，吴儆并非多管闲事的普通太学生，他是太学录，负有执行学规的职责。由他出头处理这件事，也算是名正言顺。事情不大，一个逻卒进入太学巡察，被担任太学录的太学生吴儆逮住，严厉训斥：“没有缘由，你怎么能擅自进入这里？”并且还痛打了一顿。被打的逻卒甚至都没敢辩解说话。从此，逻卒就再也没去太学溜达。“太学重地，闲人免进”，这一原则，被吴儆用粗暴的方式加以重申，并且生效。

吴儆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以太学上舍生登进士第，这件事发生在登第之前，也就是他在太学任学录的时候。所以程卓说此时吴儆还是没有进入仕途的布衣百姓。“辄入”的“辄”字，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是这样解释的：“凡人有所倚恃而妄为之。如人在舆之倚于輢也。”这个逻卒倚恃的是皇帝的旨意。尽管此事是出于皇帝指使，但被吴儆以强硬的方式阻止之后，不仅没有再度发生，吴儆本人也没有受到任何责罚。

史传举出这一事例，是对吴儆“慷慨好刚，遇事敢为”评价的具体注释。不过，笔者却从中读出了另一层意蕴。

打骂惩罚，表面上看去，吴儆的行为虽显得粗暴，但这粗暴背后潜藏着他的深刻思考。关于这一点，《竹洲先生吴公行状》已经揭示。吴儆认为，这些逻卒看似奉命行事，实则借机搬弄是非；今天闯入太学虽未生事，但若听任其往来窥探、借端生事，日后恐会“上累圣朝”的清明。基于这样的认识，吴儆把这个逻卒抓起来痛打了一顿，以此来制止逻卒进入太学领地。

“上累圣朝”，其实是吴儆行动冠冕堂皇的托词，而“国有令”，太学不得“辄入”，即擅自进入，则是吴儆的行动在法规方面的依据。因为他的行动有理有利有节，所以才没被追究。

此事可能发生在秦桧死后，当时朝廷已开始纠正他当政时的一些高压做法。在这个时候，逻卒闯入太学，就让吴儆很警觉。他要防微杜渐，至少要为太学士子保留从容论学的空间，所以才毅然出手，以强硬的方式阻止逻卒进入其中。

更深一层观察，北宋以来，长达百年以上士大夫政治主宰的历史与现实，以及十几代人通过发掘先秦思想资源进行的理论建构，让读书人的人格自觉与社会责任感得到空前增强。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尊严，要构筑一个宽松的精神空间。太学既是士子读书论学之所，也是涵养品格、培育人才之地，学校的风气关系着士子日后的行事。在笔者看来，吴儆维护的，既有学校的规制，也有士子安心治学、从容论议的空间。这一举动，或可见出宋代士人自重而任事的一面。

英国前首相老威廉·皮特1763年在国会的一次题为《论英国人个人居家安全的权利》的演讲中曾说道：“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国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这段话后来被浓缩归纳为“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与“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主张适成注脚的，是晚清汪康年《庄谐选录》里面的一则叫作“控君主”的笔记：

英女主维多利亚一日乘船出游，偶登岸微行，忽遇风雨。见路旁一空舍，主人方扃屋去。女主乃令侍者破扉入避雨。稍顷，主人归。女主因谢擅自开门之咎。主人曰：“蒙君主辱临，乃民家之至荣。何敢劳谢。”因出纸请曰：“愿君主赐题名于此，以示宠幸。”女主即为书名于纸而去。主人遽持以控官曰：“女主身为国主，而身犯定律，请依律罚。”官遂准其所请，令女主罚金畀主人焉。

汪康年在讲述了上面的事情之后，还抒发了这样的感慨：“按，此事在华人观之，必以为刁狡。然必须如此，方成为守法之国，不得斥为刁狡也。”这反映了晚清知识分子对来自外部新知的认识与接受。

其实，对公共学府空间的敬畏亦复如是——在笔者长期任教的日本学习院大学，即便皇族子弟入学有护卫随行，校方告示栏中也长年张贴着校长告示，向学生说明这些护卫人员只是为了保护皇族，没有其他任务。而从上述宋代史料透露出的历史细节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在近千年前的中国，便已经“国有令”，不许逻卒擅入太学。

回望传统中国，除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训，同样孕育着呵护治学空间、尊师重道、依令而行的制度理性——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份与现代意识相契合、值得珍视的历史遗产。

文 | 王瑞来

（作者系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并执教于早稻田大学；国内担任四川大学特聘教授、河南大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