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胸外科病房,当晚期肺癌患者出现脑转移时,他们会持续承受一种堪比“紧箍咒”的折磨——持续性颅内胀痛、水肿眩晕,普通止痛药往往收效甚微。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胸外科龙浩教授曾无数次直面患者的痛苦。从医三十年,他见证了中国肺癌治疗的跨越式发展。晚期肺癌早已不像过去那样“查出即绝望”,患者的生存时间在延长,生活质量也在改善。但在他看来,这场仗远未打完。耐药,以及随之而来的脑转移,是两块始终难啃的硬骨头,也是他这些年着力探索的方向。

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龙浩教授从病房里这些具体难题谈起,他强调,与晚期肺癌抗争,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胜仗,而是医生与患者并肩、一步步解题的持久战。

肺癌高发,但筛查普及晚期患者越来越少

如今,肺癌已然成为我国发病率极高的恶性肿瘤,数据攀升的态势不容忽视。龙浩教授介绍,十余年间,我国肺癌年新发病例从25万增至107万,发病仍处高位。这一增量,部分来自低剂量螺旋CT早筛的普及,让更多隐匿的肺部小结节被及时发现。但龙浩教授指出,即便剔除早诊带来的增量,每年真实新增的肺癌患者仍有八九十万。

值得庆幸的是,早筛改变的不只是数字,更是诊疗局面。低剂量螺旋CT筛查已被证实可降低20%的肺癌死亡率。“过去门诊接诊的肺癌患者,三分之二是晚期;如今晚期病例占比已降到三分之一,大量患者能在早期确诊、及时干预。”龙浩教授说。

筛查把更多患者留在了早期,而治疗方面,有一类特殊人群让龙浩教授更为关注。他向记者介绍,在所有肺癌病理类型中,非小细胞肺癌约占85%,其中腺癌占50%–60%。对中国患者而言,EGFR突变是最常见的驱动突变,约40%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携带这一突变。在肺腺癌人群中,这一比例超过半数。“这部分患者,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诊疗对象。”

耐药与脑转移,临床面临两大棘手难题

自2003年第一代EGFR靶向药物问世,肺癌精准治疗正式开启,历经二代、三代药物迭代,国内目前已有多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EGFR-TKI获批上市。

在临床深耕多年,龙浩教授表示,单药靶向有其治疗的天花板。“一代EGFR-TKI中位耐药时间仅8-10个月,二代药物因腹泻、皮疹等不良反应较为突出,临床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而目前主流的三代EGFR-TKI,一线治疗后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多在18-22 个月,多数患者难以突破两年。”

耐药由此成了靶向治疗绕不开的核心难题。龙浩教授说,这是因为肿瘤细胞的增殖通路极为灵活,一种靶向药封堵了EGFR通路,肿瘤便会激活其他旁路继续生长,也就是临床常说的“按下葫芦浮起瓢”。

其中,MET扩增是三代EGFR-TKI耐药后最常见的旁路激活机制之一,相关研究报告的发生率存在差异,发生率约8%,一代靶向药物耐药后,这一比例更是高达10%-15%。除此之外,小细胞转化、其他旁路突变等耐药类型,让临床后线治疗往往陷入被动。因为一旦出现耐药、疾病进展,患者的治疗选择会明显受限,更可能出现致命的远处转移。

而在所有进展类型中,脑转移最让医生棘手,也最让患者痛苦。“初诊即为晚期的肺癌患者中,约20%伴有脑转移,治疗难度极大。即使初诊时没有脑转移,规范治疗后也仍存在新发风险。”龙浩教授对此感触颇深。

有研究显示,一代EGFR-TKI治疗后三年内累计脑转移发生率约25%,三代药物虽可将其降至10%左右,但脑转移一旦发生,不仅会大幅缩短患者生存期,剧烈的头痛、颅内水肿、眩晕等症状,更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很多患者被脑转移折磨得彻夜难眠,普通止痛药物往往难以奏效,这种痛苦,常人难以想象。”龙浩教授语气凝重。

双抗联合靶向,摆脱耐药与脑转移双重困境

长期以来,耐药一直是靶向治疗中最难跨过的一道坎。不过,在无数次的临床摸索与科研攻关中,EGFR/MET双特异性抗体联合三代EGFR-TKI的一线方案,为破解这一僵局提供了新的选择,它正好针对MET 扩增这一最常见的旁路耐药通路,并显示出对颅内病灶的控制作用。

龙浩教授介绍,这类双抗药物可同时靶向EGFR和MET两大核心靶点,“研究数据显示,单用三代靶向药的脑转移控制率为40%,三代药联合化疗为59%,而双抗单药可达64%,在颅内病灶控制上显示出更优的数据。”

更值得关注的是,该联合方案在研究中显示出长期生存获益。研究数据显示,双抗联合三代EGFR-TKI 方案的三年总生存率(OS)超过71%,较三代靶向药单药提高约20%,较靶向联合化疗方案提高约10%,在延长生存的同时,也为兼顾生活质量提供了新的选择。

作为国内较早临床应用该方案的专家之一,龙浩教授已为20余例多线耐药、治疗选择极为有限的晚期患者使用过该方案。他指出,从这些病例的临床观察看,部分患者病情得到控制、症状有所缓解;不过,这属于单中心、小样本的用药经验,仍需更大样本与更长随访加以验证。在他看来,这款药物的剂型迭代,突破了既往给药方式的局限。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静脉输注剂型的双抗,较易引发高热、寒战等输液反应,病房里经常出现患者持续寒战、需要大量保暖被褥的情况,一度让我们临床使用顾虑重重。”龙浩教授说道,随着剂型改良为皮下注射,输液相关反应明显减少。相关研究显示,皮下剂型的药代动力学特征与疗效与静脉剂型相当,且给药更为便捷。

结合中国患者的体质特点,龙浩教授团队在规范允许的范围内探索了剂量调整与不良反应管理策略,在其临床实践中,患者的耐受性有所改善。在他看来,这一方案的价值不止于延长生存期,也在于帮助症状负担较重的患者减轻痛苦,让晚期治疗回归“有质量、有尊严”的核心。“以往很多脑转移患者,被病痛折磨得毫无生活质量,只能被动等待疾病进展。现在有了新方案,可以帮助部分患者有效控制病灶、延缓进展,头痛、水肿等症状有所缓解,帮助其维持日常生活能力,并尽可能保有生活的尊严。”

以患者为中心,定制个体化最优解

新药与新方案不断迭代,选择变多了,决策也更复杂了。“现在的医疗,早已不是医生单向下达指令的时代。”龙浩教授表示,临床决策要同时考虑患者的意愿,比如疗效与预后、生活质量、家庭经济承受能力。

医生的职责,是基于专业判断,把每一种可行方案的利弊都如实讲清,包括存期获益多少、不良反应有多强、长期费用大概多少,都要充分告知患者及家属。

“有的患者优先追求更长生存,愿意承受一定的不良反应。有的患者更看重生活质量,不愿忍受剧烈副作用。还有经济压力较大的家庭,需要优先考虑用药可及性。” 龙浩教授强调,没有绝对最优的方案,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方案。医学判断与患者的个人诉求、家庭情况放在一起权衡,才能做出最理性、最贴合的选择。

回望二十年前,在化疗时代,晚期肺癌患者一年生存率仅约40%,两年生存率20%,五年生存率不足5%,绝大多数人确诊后只能等待。如今,在部分预后较好的亚型与人群中,晚期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已可超过50%,越来越多患者能够实现长期带瘤生存。肺癌的管理,正逐步走向慢病化时代。

放眼未来,龙浩认为仍有无限可能。这份底气,也落在他常对患者说的一句话里。“有期待,就有希望。如今我们对抗肺癌的手段越来越多,耐药、脑转移这些过去的绝境难题,正在一步步被破解。只要坚持规范治疗、定期随访,积极参与医患共决策,很多患者都能实现长期、高质量的生存。”

文| 记者 张华
图|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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