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收入比别人多几百元,住得好一点,休息时间也好一些,还照顾中年人和残障人士。但后来才发现,站在我们的角度,这确实有点像自我感动。”11月中旬,距离长沙“三五而栗”餐饮品牌宣布停业已过去半个多月,创始人朱天赐脸上仍透着疲惫。
有一段时间,这个“95后”湖北小伙压力大到不想看到三五而栗这几个字。他觉得从前的自己太执着,如今能抽身出来,反而轻松了一些。
朱天赐告诉记者,这个品牌2025年4月开始招聘,同年8月第一家门店正式开业,到今年一共开了六家店,都在长沙。目前他已卸任三五而栗的所有工作,其中3家门店已转手,由原来的员工、店长自负盈亏。

“亏了100多万元。”因为招聘条件宽厚,有人曾把三五而栗比作“长沙胖东来”。朱天赐觉得在“对员工好的初心”上两者或许可以类比,但本质上仍有很大不同。
“情怀终究撑不起生意”,这是写在停业通告里的一句话。有人惋惜理想天真易碎,有人认为制度管理有缺陷,也有人讨论,这份善意也许撞上了人性的弱点。
朱天赐给自己的答案是“原因很复杂”,产品特色、损耗控制、人员执行、管理经验等多个方面,或许都存在不足,就算放慢开店的脚步,他认为这也只是在麻痹自己,最后的结局还是会一样。
他承认自己在情绪上也很矛盾。招聘时有人问他:“你们店的生意好吗?好的话我就不来了。”管理上,员工月底开会反复承诺会改的问题,依旧照犯。宣布停业时,有一部分员工的第一反应是申请仲裁,“他们刷到视频的瞬间是感动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真正进来之后,在时间的消磨里,(这种感情)就不明显了。”
他有些无奈,但仍在坚持一些判断。现在朱天赐依然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招聘理念,“不能说因为我招中年人,就注定失败。”也许,管理好一家企业,除了出发点的善意,还需要更恰当的方法、更完善的制度管理。
在进入餐饮行业之前,他经营着一家传媒公司,也采用相似的善待劳动者理念,推行“做四休三”的上班制度,目前公司运转良好。
开业初期生意不错
发布停业通知半个多月后,记者来到三五而栗位于长沙市开福区的一家门店。11月16日,工作日下着雨,不时有顾客光顾。门上贴着一张通知单,说明门店已变更经营者,仍将继续经营。
店内的装饰几乎还是原样。门口的招牌和员工的衣服上仍写着“优先招聘三十五岁+”,装饰墙上印有中文诗词,还有“活字印刷体验区”,天花板点缀着几条印有毛笔书法的装饰飘带,外卖区域放着一摞厚厚的“宝贝回家”寻子宣传单……
这也是朱天赐管理时的想法:每份外卖里都放一张,希望更多人帮忙找到孩子。

“其实刚开业的时候生意挺好的,那时我们线下(收入)一天能做6000元左右。”朱天赐认为,这既得益于门店的用心投入,也源于舆论的支持。最先进入大众视野的,是这个品牌人性化的经营理念和招聘待遇:优先招聘35岁以上的人,包三餐和住宿,正常缴纳五险一金,一周排班休2天,遇到加班也有加班费。“平均工资大概五六千元,店长高一些,最低的也接近五千元。”
他甚至还开了一家专门招收残疾人的门店。有专心做美食的听障男孩,也有做服务员的肢体残障人士,店里的装饰都只做一半,但都能正常运转。这也是朱天赐开这家店的初心:“虽然残缺不完美,可一直在努力。不靠别人同情施舍,做一个不完美主题的门店。”他介绍,这家店的评分一度表现优秀,甚至出现过排队,最终仍没有逃过停业的命运。
“当时为了省钱,选了个又偏又不好停车的地方。”说起这些,他语气里透露出遗憾。
管理上,除了各店店长,朱天赐还聘请有餐饮经验的人组建了一个品牌部管理门店。他原本打算,如果这几家门店能保持自给自足,哪怕不赚钱,或许还能再扛一段时间。
但直观的数据像一盆冷水,浇灭了他的理想。2026年9月,六家门店全部开业,之前一直进进出出、没有理清的账目,彻底清晰地摆在面前。大约一年时间,累计亏空100多万元。
亏损只是他不想再坚持下去的原因之一。“除了在网上有人说你的品牌好、有良心,现实中没有一个人觉得我们做得好。”
深思熟虑之后,他宣布停业,逐步通知员工、结清费用,并发布了公告。

“感动”是瞬间的
其实在做三五而栗之前,朱天赐经营着一家运转良好的传媒公司。这家公司也给员工提供了可观的福利:每周上四天休三天,入职即缴五险一金,另有奖金、补贴和股份激励,还有下午茶、按摩仪等。
同一套理念,在上一家公司能运转,落到这一家为什么就行不通?朱天赐表示原因很复杂。
停业公告里有这样一句话被一些人津津乐道——“不是败在营业额,是败在不懂实体行业的极致成本把控,算不清柴米油盐里的每一笔细账;也败在对人性的预估不足——总想着以心换心,却松了标准,最后情怀终究撑不起生意。”
“极致的计算”,是他发现的餐饮业与此前行业最大的不同。店内产品类别多,还要现做,可员工需要休息,一类产品至少得投入两个人力。出餐速度慢,导致他们屡次被投诉。还有些产品推出后反响一般,最后不了了之。
为此,他们在开业后重新调整,最终呈现的产品普普通通、没有特色。而此前筹备小半年、花费十几万元研发的产品,大半都用不上。当时他们租了一间厨房,请了三个厨师专门做产品研发。

朱天赐发现,做实体餐饮要投入的点太多太杂,柴米油盐、水电燃气,样样都得算。
“财务算个账都费劲,”他说,“我进这一行才发现,原来一个灯用的功率不同,每个月电费都不一样,必须细到这个程度。”电费能省500元,这个月就多赚500元。同理,水费、燃气、食材损耗、器材维修、采购比价,都要控制好。
问题的暴露用不了太久,调整却很慢。而调整的过程,也在一点点消耗他的信任。有些在沟通时明确确认过的环节,执行起来又完全是另一个结果。
“我发现开会没有任何意义。会上定的执行不了,总有各种解释、各种理由,最后一算账成了这个样子,我对整个局面都没有信心了,觉得没意义。”
另一个让他灰心的细节是,当他宣布停业打算时,管理层的反应似乎并不意外。“我感觉他们可能早就知道是这种情况。”他补充说,“也许他们自己也清楚,要么换一批人,要么就不做了。”
在员工层面,得知这一结果后,有些人的第一反应是要去申请劳动仲裁。“我们都提前通知了,而且往后顺延,后面这段时间不用上班,工资照发。”最终,这场纠纷以私下协商解决,他多支付了一笔钱。
“我以为大家会珍惜这份工作,我亏损了必然会倒闭,你也必然会丢掉这份工作,但我发现大家好像无所谓。”朱天赐不时回想起刚招聘时的热闹,他感慨,也许最初外界投射来的“感动”确实存在,但只是瞬间的。
曲海玉今年8月正式到店里工作,门店变更后,他仍决定继续留在这里。他告诉记者,朱天赐经营时,店里的福利待遇、休假天数等,对比其他同类门店要好很多,“以前老板把我们照顾得很好,说心里话,确实不错。”
他展示了一段聊天记录,有段时间自己手头紧,朱天赐给他发了个红包,劝他收下。问到为什么还是有人选择离开时,他思索了一下,“这没法儿说,但我是很感激他的。”他曾给朱天赐写下这样一句话:“朱总,你是好人,就是餐饮不适合您。”
招聘时有人称“如果门店生意好,就不来了”
停业通告的评论区里,有一条热评写道:“老板简直是在做社会实验。”人性,是围观者们争论不下的一个焦点。
朱天赐自己也很矛盾。他说,初心是想做些“微小的改变”,觉得多休一天是有意义的,就像小时候看寓言故事,觉得多救一条鱼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条鱼在乎。
但一些迹象在招聘时就已露出端倪。他总结了两类主要的面试情况:一类是只发一条消息说自己是谁、今年多大,然后就觉得会被录用,另一类是问店在哪里,然后对方留了个电话,让我们直接打过去。还有人直接问:“你们店的生意好吗?好的话我就不来了。”
他开始怀疑,“我们反对内卷也反对躺平,我们希望的是劳有所得、多劳多得,而不是少劳多得。”

朱天赐想,如果给他一次从头再来的机会,换个招聘方式,结果会不一样:“比如我先开一家正常的店,什么都不说,等你来了再告诉你,我们优先招中年人、福利好一些,他会不会不一样?”又或许,假如自己再年轻10岁,其他压力小一点,精力更充沛、干劲更足,结果也会不一样。
网上有人把他们比作“长沙胖东来”。在他的愿景里,他更希望做成一家经营百年的企业。
质疑也并存。而这些他大多也没有回复,因为觉得“没意义”,但这些声音也一度让他想卸载社交软件。有一次,有网友说不信他给员工交社保,他回复了缴纳截图,对方却又换了个角度继续纠缠。
随着门店陆续停业,这些言论也渐渐离他远去。关于未来,他还没想好,至少今年不再干餐饮。也许来年春天,又会有新的想法,迸出新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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