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女生在泸沽湖坐船看日出时感慨,终于理解李白走到哪都要写诗了,并用张可久《天净沙·江上》的“嗈嗈落雁平沙,依依孤鹜朝霞”描绘了眼前美景。

其实,李白的生活反映了一种唐朝人普遍的生活状态,即“人在旅途”。在唐朝前期,极度富裕、安定和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发达的交通条件,为出行提供了基本的保障。而社会上升途径的多样化,既可以走科举之路,也可以从军入幕,决定了唐朝人有充足的出行动力。于是我们看到,不只李白在路上,他的朋友们也都在路上:高适去边塞从军,杜甫迁居蜀地,孟浩然下广陵访友,元丹丘游名山求仙访道。他们的行走轨迹与李白交织,构成一张涵盖了唐朝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全息地图。

既然唐朝人人都爱漫游,李白为什么还是尤其特殊?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尚永亮写过一本关于唐诗和唐人生活的书《诗映大唐春》,书中把李白作为一个单独的“漫游范型”讨论。在他看来,李白有自己独特的漫游气质。

对李白来说,不断地漫游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无奈。尚永亮借用日本学者松浦友久的“客寓意识”来解释李白这种无法克制的漫游冲动,“松浦友久所说的客寓意识,是李白因先天出身和后天境遇而形成的一种理念,它分为两个层面:人生如旅、人生如客”。换言之,李白觉得人生是一段旅途,而自己就是其中的过客。

贯穿一生的漫游中,李白除了天宝初年和高适、杜甫结伴而游一段时间之外,几乎全部是一人独行,几乎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自由、持续地走在路上。尚永亮认为这种天性造就了李白的诗歌,“李白是一个天生的旅人,他的性格中具有很强的不安分的因子,虽然他也常在客寓之中感觉到孤独和失意,但是时过境迁,他还是会旧态复萌,再次踏上远行的旅途。他不像其他官职在身的诗人,他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可以说是随心而游,也可以说是因为总是达不到人生目标而不断地追寻,于是他的漫游才具有那样大起大落的感情抒发。”

李白走过的地方究竟有多少?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高劲松团队用现代地理信息系统(GIS)对李白的行踪进行了系统化的分析。将李白的足迹在唐朝地图上标注出来,会发现他的漫游跨度极大,最东至浙江天台山,最南至九嶷山,最西在四川峨眉山,最北到边塞的幽州。

就到访次数来看,李白最爱去的城市前十名,包括金陵(今南京)、当涂、广陵(今扬州)、安陆、任城、浔阳(今九江)、江夏(今武汉)、鲁郡(今济宁)、洛阳和宣城。即使对一个现代人来说,这样的时空跨度也是不可思议的。

有意思的是,研究团队还在这张地图上叠加了一个“情感图层”。这透露出一个信息:李白走过的地方,都从单纯的地理名词变成了带有情感指向的文化符号。将李白的行踪与他在当地写下的诗作结合,以黑色标注“悲”,用红色标注“喜”,就得到一张李白的“时空情感轨迹”示意图。在这张图上,金陵是一个纯黑的悲情之地,李白在这里看尽繁华,也常常送别友人,于是金陵在他诗中总是凄怆。而当涂是“喜忧参半”的,青年时期李白在这里游山玩水心情舒畅,而晚年的他穷困潦倒,抱病乘舟投奔当涂县令李阳冰,自然悲从中来。

李白对山水的观看和书写,和魏晋诗人有承接关系,和其他唐代诗人有一些共性,又有自己的特点。比起魏晋诗人拘泥于物色触发的孤立场景,初盛唐时期的文人总是在一个更宏阔的时空格局中去观照和理解眼前的景物。

“他们不太注重细节,不太拘泥于物象,关注的是整体性的风景。这种风景意识在李白那里就表述为‘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要在一个更大的宇宙时空中去把握眼前风景,总是要超出时空的边界,所谓‘篇终接混茫’,从而产生一种苍茫的感受,散发着一种宇宙人生的辽阔意境。”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刘泰然说。

而与王维或者柳宗元这样“喜静”的诗人相比,李白眼中的山水不是那种参禅式的心境映照,而是既有客观的自然生气勃勃,又有自身情感的代入。所以在他的诗里,山水仿佛可以结交亲近的朋友:或者在一种镜像化的关系中成为朋友知己,“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或者可以和人对话,“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或者像朋友一样对人有不舍之情,“遥看鹊山转,却似送人来”。

李白的漫游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由许多同时代的诗人共同构成的文化现象。他的奔赴是为了结交干谒,他的唱和是赠予友人,他的慨叹是因为路遇不平,他的停留驻足也是因为对人的留恋。李白的路,也是整个唐代诗人共同走过的路。

(羊城晚报•羊城派综合自星视频、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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