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山杯·2018花地文学榜 年度长篇小说

严歌苓《芳华》

严歌苓，生于上海，年少入伍，后开始写作。1986出版第一本小说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9年赴美留学，获艺术硕士学位。旅美期间发表数十篇（部）文学作品，曾获华裔美国图书馆协会“小说金奖”、台湾地区“百万长篇小说奖”、中国小说学会及《人民文学》《当代》等杂志的“长篇小说奖”等多个重要奖项。

代表作有《扶桑》《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陆犯焉识》《妈阁是座城》《芳华》等。多部作品被张艺谋、冯小刚等知名导演改编成影视剧。她也因剧本创作获得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编剧奖，美国影评家协会奖，并于2001年加入美国电影编剧协会。她的小说已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在世界多地发行，并在海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4月）

致敬词

严歌苓是外科医生式的作家。《芳华》和她的其他作品一样，温柔细致而又深刻入骨。

小说用第一人称写作，在叙述者和“我”之间游离、变换，似真似幻。在不加矫饰的冷酷描写中，展示了忠诚与背叛，信任与告密，尊重与迫害，无私与卑鄙；同时在字里行间，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她对人性弱点的反思，对笔下人物的慈悲——不是“我选择原谅你们”的那种傲慢的慈悲，而是在“我和你们一样”的道德前提下，迟疑地批判，平静地陈述，这迟疑和平静本身，就是一种慈悲。

“芳华”两字并不是一种讽刺，但也不是一种歌颂，它是一切岁月终归平静后的温柔。正如严歌苓说：“任何情感，任何美的东西都是带有一点哀愁的。”正是在这种哀愁里，折射出现实的丰富和人性的复杂。

年度长篇小说得主 严歌苓 饶芃子（左）为严歌苓颁发证书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摄

电影必须有所取舍 对人性的批判只有文字能完成

一年里，高产的华人女作家严歌苓有五个月的时间无法写作。用她自己的话说：“不能过正常的读书人和写书人的生活。”

在来到广州接受羊城晚报2018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作家称号前，严歌苓刚从阿布扎比回来，去参加了一个国际文化峰会；再之前，她去了一趟伦敦的牛津大学，做了两场演讲；在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后，她立马奔赴海口，准备她下一部关于海南的新作品。

“到了国内，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就算坚持写质量也不一样，回去说不定都得给删了。”最后，严歌苓选择放弃挣扎，干脆把自己弄成两种状态：在国内就采访、会谈，包括为了创作采访别人；在国外的家里，就是宁静地写作、读书，过着规律、可以自己把控的生活。

“早上写作，下午锻炼，晚上看电影，期间读书。”严歌苓这样总结她在柏林的生活模式。她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是个相夫教子的普通妻子，有一份写作的工作，在她看来，和会计师做账也没什么差别。而在飞行十个多小时，跨越七个时区回到中国，她就成为属于公众的“严歌苓老师”：画着一丝不苟的妆容，保持着礼貌得体的姿态，行程紧凑得像当年当兵时的时间表。

也许只有在下飞机打开手机的刹那，旁人才得以窥见她切换身份的瞬间。在从机场通往市区的路上，严歌苓用英语和电话那头商量着教育孩子的事情。结束通话，她和记者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现在是一个从孩子和丈夫身边逃离的‘犯罪母亲’。”

壹：《芳华》之后不会再写这段记忆

羊城晚报：今年您最受瞩目的作品是《芳华》，为什么会不断写军旅生活的题材？

严歌苓：我在军队待了13年，是我的人生观被塑造、性格被养成的最重要的青春史，基本从一个孩子到一个青年，12岁到25岁，可以说是生命中最重要的13年。我常常去回顾，而且为自己这段生活感到挺自豪的，（这段生活）给了我非常坚强的意志和纪律，使我今天能够有很高的写作产量。这种自我约束、自我纪律，和把我从孩子培养成一个青年的这段时期是息息相关的。

羊城晚报：在重复写这段记忆的过程中，是否对这段记忆有不一样的认识？

严歌苓：当然会有不一样，因为我的阅历会不断改变，我也对我居住的国家不断地加深认识，这些东西都会反过来使我反观、反思这段生活经历，使我有更新的认识。《芳华》，用英文说是：“get it out of my system.”也就是说有所交代了，以后我应该也不会再写这段记忆了。

羊城晚报：不仅仅是军旅题材，作品中的一些女性角色都带有您的一些个人特征，而且很多故事都没有一个好结局，这与您个人的文学观有关系吗？

严歌苓：难道《芳华》的结局不好吗？刘峰找到了最爱他的女人，这个女人一直珍惜他性格中最值得宝贵的善良，一个人一辈子有一个知己，并与这个知己走到生命的终点，就看你怎样看待“好结局”，在我的诠释中，我认为他挺幸福、挺圆满的。

贰：用小说中的人物来恋爱

羊城晚报：您很钟爱写边缘的女性角色，为什么？

严歌苓：我就挺边缘的，我特别喜欢住在边缘，我不愿意进入任何国家、任何城市的主流人群，我觉得他们特别没劲，特别有可预期性。边缘人物从来不认为任何事情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所以我觉得他有更多情感的敏感点，他对所有发生的意外都泰然处之。就像我在德国，他们都说德国人有时候说话特别直白、粗鲁，而且经常带着教训人的态度，但我觉得德国人挺好的，因为我不懂德语，所以对我也粗鲁不起来。

羊城晚报：写了这么多年，您担心自己会形成惯性吗？

严歌苓：总是要有点惯性的，惯性也可以叫做momentum，就是到了一定时候你会去思考、会去工作。我经历了很多事，也容易去思考一些事情当中的意义、故事性、人物的独特性，我是非常喜欢思考的，这些最终都会结合在我的小说里。我写小说是一种表白自己的方式，我不喜欢写散文就是因为散文是严歌苓在表白，表白一些我认为是真理的时候，人家就会抓着严歌苓来负这个责任，但是如果我用小说里的人物来表白我发现的真相，那就比较安全一点。

羊城晚报：所以在作品中您会利用人物做一些现实中不敢做或者不去做的事情？

严歌苓：对，因为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有通奸者、杀人犯等潜质，但你不可能用自己的人生来体验这些，比如我活到这个岁数家庭非常和美，我不可能再去恋爱。但是恋爱这个经历是每个人都向往的，那就用小说中的人物来恋爱。

羊城晚报：您之前也说过萧穗子既是您也不是您，不是您的是哪一部分？

严歌苓：比如我从现实中看到一个事情，我把它变成小说，那这个穗子就不是我了。小说是有大量的虚构成分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文联门口坐着一个很脏的、抱着孩子的女人，文联有个很喜欢喝酒的老单身汉，他姓余，是胶东游击队的司令，有一天夜里余司令就把要饭的女人领回家。这个事情后来爆发了，都说麻风病人到澡堂去洗了个澡，吓得大家都不敢去公共澡堂。我就把这两件小时候听过的事情结合起来了，变成了一件事情，如果是严歌苓来讲这个事，那我只能告诉你这就是我童年听了一耳朵、两耳朵的惊悚事件，但如果我要把这个事情合理地写到一个故事里，那就变成了穗子的故事。

叁：不可以让步的我都让了步

羊城晚报：您在小说中会很犀利地写出人性的阴暗面，但电影中会进行美化，这是如何取舍的？

严歌苓：电影很多时候要做出屈服，要符合现在“正能量”的说法。另外，电影必须要从小说中取舍，因为小说的题量大得多，取舍的都是符合大众媒体和正能量的片段。而且小说中犀利阴暗的、特别是对人性的批判的片段，只有文字能完成，在电影里表现出来就显得太粗暴了。

羊城晚报：您会在这种文学的让步中设置底线吗？

严歌苓：不可以让步的我都让了步，没办法，要不然小说也出版不了。小说也是改过才出版的，国内出版社和杂志社都退过稿。

羊城晚报：您在选择导演时会有标准吗？

严歌苓：是导演选择我，不是我选择导演。在中国没有作家去选择导演的，都是导演读了我的小说，他们愿意拍成电影，才来找我买版权。

羊城晚报：现在年轻的写作者，很多都想做编剧，您是怎么想的？

严歌苓：我最怕做编剧了，特别影响我写小说的时间。因为做编剧的时间是无法控制的，导演让你改一稿你就得改一稿，我现在做编剧就是一稿，写完以后让别人去改，保留一个不署名权，如果改得一塌糊涂就把署名拿掉。

肆：我的创作力与我的病态有关

羊城晚报：您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部作品？

严歌苓：我最满意的是《雌性的草地》。《芳华》是很贴近我自身经历的一部小说，我写的相对来说非常任意，也非常自然，我想进入小说就进入小说，想回到对小说的诠释和分析就出来。《雌性的草地》确实让我第一次感到我的想象力有那样高的飞翔。

羊城晚报：您会回过头看旧的作品或者修改它们吗？

严歌苓：我不会修改它们，比如，我觉得现在来修改《雌性的草地》，可能会把它修坏了，因为那个时候的激情、诗意都是属于29岁的严歌苓，现在不一样了。

羊城晚报：您觉得自己的模式可以复制吗？

严歌苓：当然不可能，因为没有人像我这样勤奋、有纪律，也没有人有我这样的想象力。因为我的创作力和想象力与我的病态是有关系的，我得过躁郁症，得过躁郁的人都是做出巨大牺牲的，他们的创作力是他们的病态之一。等到兴奋到了巅峰，兴奋到巅峰的时候，会突然跌进抑郁的深谷，像海明威之类的作家最后就自杀了。这也让我感觉到活在这个医学进步的时代的幸运，现在有许许多多种药物来治疗躁郁症，也使我只收获高创作力，而不必再忍受抑郁和失眠的苦痛。

羊城晚报：您的小说创作很高产，是否和在海外应酬少有关系？

严歌苓：我在海外没有应酬。实话告诉你，我在国内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非得回到我的生活环境，我在生活中有主控才能写作，自己安排时间，自己要有一个非常规律的生活，早上写作，下午锻炼，晚上看电影，期间读书，这样我才能感觉脑子好使一些。到了国内，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就算坚持写质量也不一样，回去说不定都得给删了。所以我觉得别挣扎了，这种纠结、挣扎特别不好，干脆就弄成两种状态，在这边就采访、会谈，包括我写新的作品要采访别人，这也是一个作家应该有的状态，借助别人的故事，听别人聊天。另外一个状态就是非常宁静地写作、读书、看电影的状态，以后我也不会再混淆这两种状态了。我觉得什么都不如纠结累。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袁梦菲）

年见·分享

严歌苓在年度盛典现场作分享演讲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摄

虚构的魅力

作者 严歌苓

愉快地生长在花地上

先向2018花地文学榜的主办单位羊城晚报社和赞助单位观音山国家公园的先生们、领导们致谢致敬！在这一大片国土上，有人种楼，有人种粮，还有人种瓜豆，但是还有一群“傻子”在这片土地上种花。这是我们非常不容易所保持的一块花地，让我们还有地方去，让我们还能立足在这里。花地让我生出了这样一种想象，让我们可以愉快地生长在花地上。

之前有人问我讲什么？我就说讲《虚构的魅力》吧。其实我是一个胆怯的人，我认为我有一些好的主张和见解，也认为我发现了一些真相，但是我胆怯得不敢像散文作家周晓枫那样去直面读者，讲发现的真相。我这样的一个人就躲在所有小说人物后面，藉由他们去发现真相，去讲述真话。作为严歌苓，我非常感谢他们。我这个人就是希望大家都高兴，不希望得罪人，所以我就选择了虚构，选择小说这样一种艺术形式来把我发现的真相，把我对真相的猜测和分析，都放到我的虚构作品里，这就是小说。

今天在这，一开始我只准备说3分钟，现在我努力说5分钟。

因为我是一个独自面对墙壁的孤独者，善于写作，善于用文字表白，却不善于面对大庭广众来说话。记得过去在领金马奖时，我便直言只会写不会说，颁奖礼上只说了一句话。

从一件粉红色的睡衣到一篇小说

现在举个例子，就讲我发表过的其中一篇短篇小说。去年小说被翻译成英文，在英国最好的小说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获得主编和读者一致好评，它的名字便叫《女房东》。它是我在美国于1993年创作的一篇小说。那时候我记错了学校开学的时间，去报到时，发现系里没有别人，只有一名教学秘书。教学秘书告诉我还有两个星期才开学，可我的家在旧金山，学校在芝加哥。这段时间没事干，我就写了两篇小说，两篇小说最后都得了奖。

《女房东》就是彻底的虚构写作，接通了我当时的心境。在书里虚构了一个形象叫老柴，是一个陪博士妻子来读书的人。为什么创作他？有一天我走在旧金山上坡的路段上，楼上有一个房间的阳台，上面晾着一件浅粉色的睡衣，半透明的质地，微微带一点水。旧金山有雾和风，在刚刚升起的太阳照耀下，睡衣显得特别美，就像最漂亮的女性身上脱下来的一层膜。睡衣的女主人当然没有睡衣漂亮，但我想要是有一个男性像我这样孤独，作为一名新的移民者迁移至陌生国度，一定是内心产生诸多感受却又无人倾听。

在这种情况下，我设想一个非常边缘化的男陪读，连老婆也不要他，女博士只会觉得男陪读是一个很无用的人，设想在这种情况下，他搬到地下室里，看到女房东这样一件睡衣，引起了一系列事情。这个睡衣能让男性感到女性的美，比面对一个实体女人还要美，想着睡衣，我便写下了《女房东》，房客就是这个男陪读，被太太赶走了以后，独自住在女房东的楼下，每天给女房东的花浇水。

幻想、怯懦与孤独

男陪读要在女房东不在的时间里上楼，帮女房东收拾房间、照顾植物，用劳动来换房钱。有一天他看见了这个睡衣，就在窗口飘着，等他听见女房东的脚步时，他已经慌慌张张地回到地下室，无意之中偷了睡衣。将睡衣作为非常美丽女人的一个符号与影子，即使他从来没有见过女房东。睡衣就挂在自己家中，他总想还回去，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有一天，他发现睡衣不见了，明白被房东知晓，觉得自己再也没有脸住在房子里，便赶快识相去退房。

他以非常悲摧的心情一边幻想着以后再也见不到女房东，一边收拾行李的时候，却发现睡衣挂在自己的一件大衣里面，是他自己挂的，他在慌乱当中永远失去了看见女房东的机会。

这是我根据一件睡衣彻底虚构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写了新移民的孤独，他对美丽只敢幻想而不敢接近的怯懦。这就是我给你们讲的怎么从一个种子变成虚构，最后再把它变成作品，它会有一种灵感的战栗。那件睡衣就给了我灵感的战栗，接下去就是虚构的本领。

（羊城晚报记者 宋昀潇 记录整理）

来源｜羊城派
责编｜朱绍杰 袁梦菲